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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伯伯’和‘阿里大妈’，因为人民热爱他们——当然，玛斯友米党人①除外。”

①玛斯友米党是由严格的穆斯林所组成的一个保守党，反对苏加诺的国民党。

（六）她的刊物《中国建设》

《中国建设》（1990年起改名《今日中国》）杂志是宋庆龄创办的，在她的指导下发展，多年来她亲自为它写了许多文章。它的创办是在周恩来总理的敦促下实现的，周总理认为人民共和国应该使宋庆龄的声音在国际上发挥特殊的作用，而且她在向国外读者卓有成效地宣传中国革命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就英文出版物而言，她不仅在抗日战争期间出版过《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她就先后办过《中国评论》和《中国呼声》；更早一些时候，在1925—1927年大革命中在武汉办《人民网报》。至于她自己的写作，那就开始得更早了——可以追溯到她在美国威斯里安学院院刊上发表的欢呼辛亥革命胜利的那篇作品。

《中国建设》在1952年创刊时只有英文版的双月刊，编辑部只有6位工作人员（其中3人以前曾参加过来领导下的出版及其他工作）①，每期发行量不过几千册。到1966年“文革”开始前，它已发展成有五种文字版（英文、西班牙文、法文、阿拉伯文、俄文）的月刊②，编辑部工作人员超过一百人，每期总发行量约20万册。杂志的性格是从一开始就很鲜明的：它有明确的宗旨并以慎重的求实的态度报道新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进步，内容则以人民的生活为主。在以后的岁月里，虽然有过一些偏离正确轨道的时候，但总的来说，它是一直保持这些特性的。

①《中国建设》草创时期的工作是由著名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陈翰笙博士所组织和领导的，他自20年代起就同宋庆龄相识。本书作者在30年代后期曾主编《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邱茉莉（本书作者的已故妻子）也曾在香港和重庆在宋庆龄领导下工作过。1951年，本书作者和妻子应宋庆龄之邀从纽约回到中国，帮助这本杂志的创办和编辑工作。最初编辑部在北京连办公室都没有，所以创刊号的设计工作是由陈翰笙和李伯悌在中山公园的一条长凳上进行的。李伯佛是美国麻省霍利奥克大学毕业生，英文水平很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初期曾在美国《时代》杂志工作，解放后到新华通讯社工作——她是最早参加《中国建设》工作的编辑。陈翰笙的夫人顾淑型是一位摄影家，她也是宋庆龄的朋友，《中国建设》的彩色页原来由她负责，完全是义务帮忙。

②以后，俄文版停刊，增出德文版和葡萄牙文版，还有为海外华人和港澳台同胞阅读的中文版（繁体字）。英文版又增出了一个北美版。

在50年代后期的“大跃进”中，杂志编辑部也同社会上一样，头脑发热，但正如前面已叙述过的那样，宋庆龄及时提出了警告，告诫不要吹嘘、更不要不顾事实地瞎说。当时国内盛行浮夸风，她在看了一篇文章的初稿后批评说：

“读后给我的印象是，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我觉得，我们应该说，在福利方面我们要做的事还很多，因为我们还处在建设一个新社会和一个新经济基础的过程中。应该说明……虽然我们已有很大进展，但目前还不能满足我们所需要的一切……”①

①宋庆龄自上海致北京爱泼斯坦，1958年3月27日。

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过左的倾向开始抬头，同美、苏的对抗加剧，杂志受到了压力，要它“在政治上更加鲜明。”宋庆龄认为杂志的立场应该明确，但同时应保持原有的风格和表达方式：

“在所有那些为反动派及机会主义者继续攻击我们的事情上，我们必须保持我们的原则立场，同时要努力向各国人民传达我们需要同他们发展友谊的信息。我们可以用一种温和态度来处理这一事情，……但我们能够——而且必须——把事实报道出去，把各国之间友好的真正基础保持下去。我想我们刊物一直是这样做的，我觉得应继续这样做。……”①

①宋庆龄自上海致北京《中国建设》编委会副主任（后为代主任）唐明照，1958年9月30日。

周恩来总理完全同意宋庆龄的这一意见，通过办公室主任齐燕铭转告《中国建设》编委会负责人唐明照：“《中国建设》报道中国目前经济文化建设方面的情况，就已经具有了政治的内容，不要‘政治化’过多，改变了它原有的风格。”①

①齐燕铭致唐明照，1958年11月1日。参阅《宋庆龄创办的〈中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