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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人时感到特别亲切，因为她对美国南部（黑人在南部很多）很熟悉，也有很深感受。她多次对未能会晤伟大的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他的护照被没收了）表示遗憾。她对他是非常敬重的。1940年，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罗伯逊曾在纽约一个露天音乐厅里用汉语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次年又灌制了包括这首歌曲在内的一套中国爱国歌曲唱片，总题为《起来》，宋庆龄为这套唱片集写了序言。她写道，“保罗·罗伯逊唱出了全世界人民的声音，他灌制的这套唱片使美国人能够听到中国的爱国歌声”，她为此感到高兴。这套唱片有中国合唱队的伴唱，由中国救亡歌咏活动的创始人之一刘良模指挥，他当时正在美国。保罗·罗伯逊的这一套、还有其他的唱片，她是常听的。

她在家里再次接待了她的朋友埃德加·斯诺——他在1960年和1964年是作为作家经特许到中国来的，而不是作为记者，因为美国国务院当时仍然禁止美国记者前往“红色中国”，也不准中国记者去美国，尽管北京提出了交换记者的建议，华盛顿害怕作出可能被认为“承认”中国的任何暗示。所以当时两国交流的障碍并非到处谈论的所谓“竹幕”而是美国的政策。这在现在听来可能觉得奇怪，因为现在美国坚持，世界各地不管愿不愿意，对美国记者都应该敞开大门。

她在家里款待的客人中还有一些在地下活动期间就结识的朋友如陈赓将军（关于她在30年代初期在上海秘密为陈赓治伤及在陈被捕后亲往南京面见蒋介石进行营救的经过在第十三章中已有叙述）。1953年陈赓从抗美援朝前线回国时，她不但宴请陈赓和他的家属，还亲自去采购食品。1955年陈患心脏病到上海治疗，她又一次这样做。

她家的常客是一些完全属于“民间”的人士，其中有保卫中国同盟和其他团体的老同事，还有外籍或外国血统的朋友（如路易·艾黎、马海德和本书作者及他们的妻子），还有著名舞蹈家戴爱莲等等。她在家里放映电影时总要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及她相识的人把大一点的孩子带来一同看，因为她喜欢同孩子们在一起。为小一点的孩子，她在复活节时请他们到家里来“找彩蛋”、在其他节日则请他们来玩别的游戏——这些游戏都是她自己小时玩过的。

在上海和北京的寓所，她在节日和重要的周年纪念日会邀请各种级别的同事们来聚一聚——有时并非节日或周年纪念日，她只是觉得想见见他们。我记得有一次她邀请《中国建设》英文版的中外同事们去。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她还请了周恩来总理，他轻车简从地来到，还同女士们跳了舞。

她的亲戚们——或青年时的好友也常来看望她。

在有客人来共餐时，她总是自己订菜单，有时还自己下厨，特别是为一些她知道他们口味的朋友。她请外国人尝中国菜时，如果客人们是第一次吃到这种菜，她就解释给他们听，如“杏仁豆腐”、“杏仁茶”等等。有时应客人的要求，把菜谱及制作方法写出来送给客人。一般情况下，她是不受礼物的——但食谱是例外。如果所请的外国女客人带来自己家里做的点心或蜜饯、腌菜之类，她会请她们把做法告诉她，日后她就找时间卷起袖子到厨房里去试试。

在餐桌上，遇到上一些待别的菜，她会谈起孙中山作为一名医生对营养的注意。孙中山在他的著作中曾写道，烹饪不止是一种技术，还是一种艺术和一种文明进步的标志。他曾说，“中国有了四千多年的文明，我们食饭的文化是比欧美进步得多，所以我们的粮食多是靠植物。”（《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第三讲）宋庆龄说，孙中山热心宣传植物蛋白（如豆腐）对人体健康的好处，要是在今天，他就时髦了。①

①这部分材料有的是本书作者自己的亲身经历，有的根据曾任宋庆龄秘书的张珏在《上海商报》（1985年10月10日）上发表的一篇回忆录。前面所引宋为保罗·罗伯逊唱片集所写的序言据休·迪恩着《好事与炮艇》（英文），第169页。

在50年代中期，有一次她到处寻找英文的中国菜谱，要送给当时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夫人去试做，因为这位夫人很爱做家事。邱茉莉在这件事上帮了忙，宋庆龄特地写信道谢：①

①宋庆龄致邱茉莉，北京，1956年9月。

“从心底里感谢你帮助我找到了这些难得的食谱。相信‘阿里大妈’收到后会不知有多高兴，因为他们在中国访问时始终没有找到，而他们夫妇都喜欢中国菜。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夫妇在印度尼西亚被人们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