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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着那些国家的门户的西班牙人民竟会遭到失败。……没能预见，反轴心国家直到极迟的时候（但还不太迟）才联合起来，付出了数百万生命的代价，最后才扭转了大局。”

至于中国内部的情况，她写道：

“在抗日前线的中国军队和人民的武装部队仍然担当着远东反法西斯战争的前卫，中国人民的武装部队进行斗争、实行民主，把许多孤立的游击据点扩大为敌后强大的抗日根据地。……

“我们的优秀战士……虽然作战时间较久，但他们并不借此就要求丝毫减少作为一个同盟国家应负的责任。……对于国内有些人们，认为现在可以让别人去争取胜利的意见，他们也给了极其严厉的驳斥。……”

保卫中国同盟征集援助主要是为了这些人民的军队：

“……他们虽然牵制了并且仍在牵制着日本在中国的几乎一半兵力，但是他们已经有三年没有得到过任何武器和金钱的援助，以及与我们的工作特别有关的医药援助。……国内政治的封锁使他们没有医生、外科器械和药品；甚至由国外友人送来的，他们也得不到。我们并不要求给他们优先待遇，而是要求平等待遇，要求取消封锁，并吁请大家不要对封锁默许。这种封锁在中国划出了一条无形的界线，一边是每一个抗日受伤的战士都可以有资格受到治疗，一边却不然。

“……当世界还没有完全加入这伟大斗争的时候，保卫中国同盟反对‘中立’的救济观念，主张首先把援助送给反侵略的战士们，因为如果不是他们用斗争来挡住了侵略者的路，那末，侵略者获得胜利之后就会造成那样深重的苦难，即使全世界的救济力量也无济于事了。……

“中国没有团结，整个反法西斯阵营没有团结，就不能获得胜利。没有民主，就不能有团结。没有人民的积极性，就不能有民主，而这种积极性是建筑在对于大家所面临的问题的了解这一基础之上的。

“中国救济事业，作为积极的、民主的活动，就是要按照平等和按比例分配的原则对所有抗日的人予以援助。每一块募集到的钱、每一个为这个目的而发出的呼声，都不仅是减除痛苦，而且是打击那些制造这种痛苦的东西。这些东西如果我们不予摧毁，它们就必然要带来新的灾难。这是最真实的人道主义。”

像过去一样，宋庆龄以她个人的独特地位和交往方式，努力在保盟内部及其周围、在中国内部及国外，建立统一战线。在香港的时候，特别是在她弟弟宋子文因皖南事变而退出保盟之后，她就开始邀请一些有影响的人士担任保盟的新的支持者。到1943年，保盟的支持者有：

在中国国内：孙科、何香凝、冯玉祥（以上三人同宋庆龄本人都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茅盾（自鲁迅去世后公认为中国首位现代作家，保盟的新的赞助人）。

在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印度国民大会党领袖，未来的印度总理，多年来一直同宋庆龄通信）。

在德国：托玛斯·曼（国际知名的小说家，自希特勒上台后住在美国）。

在美国：赞助的人为数很多，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除老一些的朋友如记者兼作家埃德加·斯诺和文森特·希恩、著名歌唱家及黑人领袖保罗·罗伯逊外，又陆续添了一些新人，如以写作有关中国的小说著名的赛珍珠、剧作家克莱尔·布思（她的丈夫是中国出生的美国报业巨子、《时代》、《生活》杂志主编兼发行人亨利·卢斯，他们后来支持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进行反共内战，但当时还是赞成中国各党派团结抗日的。）

专门支持宋庆龄的工作的美国团体“援华委员会”和“INDUSCO”（美国援华工业合作促进委员会）分别由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母亲安娜·罗斯福和夫人埃莉诺·罗斯福担任。

这样大的阵势使国民党对保盟实行镇压或者即使是公开指为“赤化”都很为难，但也并不放过它，威吓和骚扰不断。在重庆时同宋庆龄在一起工作的人所处的环境，用当时在场的美国观察者的话说①，是“秘密警察监视着她的房子”，而她自己“实际上成了国民党特务和武装警卫的俘虏”。

①《为新中国奋斗》，第138—141页。

尽管如此，她在重庆仍然建立起广泛的友好关系，以减少一些困难。其中之一是当时重庆市长贺耀祖将军的年轻夫人、直爽而倾向进步的倪斐君。她对宋庆龄的救济工作非常热心，以后在新中国是红十字会领导成员，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幸被折磨而死。

在外国友人中有一位很起作用的是年轻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