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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租界之权。宋庆龄分享了人民的喜悦，但告诫大家，正式宣布撤销这些对中国的不公正待遇只是开始。第一，这还不意味着中国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已获得平等。“要使经济与文化臻于平等的地位，非外交谈判所得为功，必须国人从多方面奋发猛晋，始得实现。”第二，英、美虽宣布取消特权，但它们过去享受这些特权的地方“尚沦陷于日寇之手，故非将敌人驱逐出国境，则不惟特权无法收回，而沦陷区同胞呻吟于敌伪双重压迫之下，仍将不获享受此等新约所子我们平等解放的保证。”第三，“总理遗嘱，所期待于国人者两事：其一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其二是召开国民会议。余深信在抗战建国过程之中，国际关系已趋平等之后，国民精神必日见其发皂，民主精神因抗战建国而必日见其发扬。”①

①宋庆龄1941年9月14日及1942年11月7日自重庆致纽约格雷斯·格兰尼奇夫人函。“莱培”是对博戈莫洛夫任苏驻华大使时的使馆武官利帕宁将军的昵称。

象通常那样，她一再引证孙中山的遗教。但国民党对孙中山一向是只在口头上、而从不在行动上尊重，所以宋庆龄的声明国民党的报纸都不予发表，只在中共的重庆《新华日报》上刊载。

（二）恢复保卫中国同盟

在这段时间里，1942年8月，她在重庆恢复了保卫中国同盟，开始时只有两个人帮助她工作。一个是廖梦醒，香港时期的亲密同事之一。日本占领香港后，她和母亲何香凝、叶挺夫人由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援救脱险，进入内地。经周恩来指派，她现在又在重庆帮助宋庆龄工作。另一位是王安娜，王炳南的德籍妻子（王炳南是周恩来在这战时首都进行外事工作的得力助手）。

保盟在香港的一些工作人员后来慢慢地都来到了——有人经历了极大艰险。如邱茉莉和本书作者是从一个外侨集中营中逃出来的（两人后来结为夫妇），但有人却不那么幸运，如名誉秘书海弥达·沙尔文一克拉克夫人就一直被囚禁在那里。杰姆斯·贝特兰参加了香港的保卫战，被关进了在日本的战俘营。名誉司库诺曼·弗朗士在参加香港城防志愿队作战时牺牲了。保盟在香港时期的主要支柱之一的廖承志，曾组织力量使数以百计的进步爱国人士从日本占领下脱险，但他自己在进入国民党统治区后却被逮捕，关在以残酷著称的国民党上饶集中营，直到抗战胜利后始获释。保盟其他成员和同事，包括金仲华、柳无垢和许乃波等先后进入国统区或解放区，但不久都到了重庆。奥地利的魏璐诗过去在上海时认识宋庆龄，也帮助过她工作，这时到内地来教书和工作，成了保盟的一个新成员。此外还有约翰·伯特·福斯特（关于他下面还要提到）。①

①原载重庆《新华日报》，1943年1月29日。转引自尚明轩等编著《宋庆龄年谱》，第135页。

经过宋庆龄坚定不移的努力，并得到中共和八路军驻渝代表周恩来的积极支持，保盟不但恢复了，并在新的条件下得到了发展。

重庆的环境比香港困难多了。国民党的种种限制使保盟不能有一个正规的办公场所，也没有地方来承印它的出版物，只能在宋庆龄寓所的起居室里开会和工作。对捐赠者的报告只能一遍一遍地用打字机打出若干份来，或者把稿于设法送到国外去，请友好团体代印。有一个题为《在游击战中的中国》的年度工作总报告就是1943年由纽约的援华委员会印行的。宋庆龄为这个报告写了一个引言《给中国在海外的朋友们的公开信》①，分析世界和中国的形势并再次阐述保盟的任务。

①《在游击战中的中国》（1943年在美国印行的保盟工作总报告）所列在重庆常驻的委员会名单如次（以姓氏英文字母为序）：琼·斯塔厄福思·贝克尔，苏西·陈（陈翰笙夫人顾淑型），伊斯雷尔·爱泼斯坦（本书作者），邱茉莉（本书作者妻子，已故），约翰·福斯特，许乃波，廖梦醒，王安娜。（琼·贝克尔是曾在西班牙“国际旅”服务的德国医生罗尔夫·贝克尔的英籍妻子。）

关于世界形势的变化，她写道：

“这是我第三次向你们讲话了。……第一次讲话是五年前。……当时我请求你们帮助中国，因为中国是‘世界各国人民反法西斯侵略和反对黑暗的伟大斗争发展为公开战争的战场之一。’我说过那是‘由于中国人民象西班牙人民一样，拒绝投降，因此连慕尼黑协定也没有能够使法西斯的浪潮淹没世界。’

“那时你们和我都不能预料到，由于许多国家目光短浅到令人难信的地步，光荣地战斗着的、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