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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但毛泽东和周恩来正好都在前方，只有博古和张闻天在总部。他们把消息用电报告知毛和周。周恩来建议由中共派代表直接去南京，但同蒋介石和张学良建立统一战线的联系工作应分开进行。

中共方面决定，同南京进行谈判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统一战线的中央政府和一支抗日的联合军队。3月4日，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签署了一封复电，同意讨论具体问题，交由董健吾带回。还请他带去苏区的几枚特制银币和布币，作为礼物送给宋庆龄，一方面使她看到这些象征中国革命（她长期献身的事业）的实物而感到高兴，另一方面也可以证明董确确实实到达了目的地。①

①同年晚些时候，这位“王牧师”又担任了埃德加·斯诺西北苏区之行的向导，斯诺此行的结果就是写出了《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这部名著。

这样，宋庆龄在国共两党分裂十年之后帮助它们恢复面对面的接触。在一个月之内，周恩来在写给一位同中共接近的教授朋友的信中说，欢迎国民党铁道部次长曾养甫（当时由蒋介石、陈立夫交给他“打通共产党的关系”的秘密任务）去陕北谈判。

为什么蒋介石在继续十年反共内战的同时要和中共进行秘密谈判呢？答案在于——据这本著作所说——中日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使国民党内各种力量有重新组合的趋势。30年代初期，国民党领导层中多数意见是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很少人想武装抵抗。但到1935年，由于日本不断对中国威胁并把魔掌一直伸到北平（北京）郊区，人们看到它的欲壑难填，因此潮流开始转变。

1935年11月，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虽仍主张“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但也表示和平是有极限的，号召准备抵抗和牺牲。1936年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对华外交三原则（中国取消一切排日运动；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中、日、“满”共同防共），实际上是要把全中国都沦为日本的附庸。正如蒋介石自己在20年后所写，“当时的情势是很明白的：我们拒绝他的原则，就是战争，我们接受他的要求，就是灭亡。”这一严酷现实，加上人民要求爱国抗日的压力，使国民党不能不在国内对共产党、在国外对苏联作出一些姿态。不管怎样勉强，它必须考虑修复同两者的联合，联俄联共本来是孙中山认为国民党和国家所必不可少的大计，但后来为蒋介石的国民党所破坏。

因此，在进行“剿共”的同时，蒋开始放出试探气球。1935年底，他派他的亲信、极右分子陈立夫到欧洲去探查中苏联盟抵制日本的可能性。虽然他告诫陈进行正式谈判还“为时过早”，但他进一步嘱咐陈要在回国以后同苏联驻南京大使博戈莫洛夫保持联系。

蒋还密令驻莫斯科武官邓文仪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接触，探询是否可能进行两党谈判。王明的答复是，因为两党中央的领导都在国内，谈判应在国内举行。1936年5月，潘汉年被派回国担任联络工作。这位中共上海组织的资深党员是在他的组织被国民党破坏后到莫斯科的。①

①除潘汉年外，中共中央还派冯雪峰从陕北回到上海去协助统一战线工作（主要在文化界），冯是上海党组织领导人之一，曾负责安排1934年秘密举行的远东反战会议。

在中国国内，国共双方还各自通过不同的中间媒介进行试探。上海中共地下组织还派出一个使节，直接到南京会会见国民党铁道部次长曾养甫。但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探询，还不是谈判。

潘汉年受权安排真正的谈判。他带了毛泽东在1936年“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写的一封亲笔信给宋庆龄，毛希望来在这方面能发挥关键性的铺路作用。①信的全文如下：

①此信及下文提到的信件均载《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1—62、66—69页。

“武汉分别，忽近十年。每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一九二七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虽已普及全国，然而统率大兵之蒋氏及国民党中央迄今尚无彻底侮祸之心。这种违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之行为，实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所不容许而应立起纠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兹派潘汉年同志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