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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由中共主持的实情亦被中外反动势力侦悉。宋庆龄除请沈钧儒律师进行交涉营救外，提出辞去会长职务。但该会的负责人并未改弦更张。当年“五一”节，又举行游行示威和“飞行集会”，多人被捕，会所被查封，其后领导成员也被捕，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只存在了两、三个月就被迫停止了。

尽管如此，为建立统一战线而进行的工作仍在继续。1934年4月，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联合提出《抗日救国六大纲领》，并请宋庆龄予以发表。她当即同意，并在一个月时间里成功地征集到1700多人（甚至包括国民党右派胡汉民）在这份以《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为题的宣言上签名。这是从两年前中华苏维埃政府宣布对日作战以来在国民党统治区第一次对抗日政策的公开的、大规模的支持。

1935年底在北平（北京）爆发了历史性的“一二·九”学生运动。这个委员会的北平分会同北平市学生联合会起了组织者的作用。

（二）宋庆龄和1935年的学生运动

在1935年末（12月初和月中）在北平（北京）发生了大规模的学生抗日游行示威并迅速扩及全国。

斯诺夫妇当时在北平的寓所成了燕京大学青年学生商讨举行第一次游行的地点。他们回忆说，学生们很早就发了一封英文信——斯诺夫妇在文字上作了润饰——给宋庆龄，请求指导。宋回信说，“拿出你们的勇气来，干吧！”①

①约翰·马克斯韦尔·汉密尔顿着《埃德加·斯诺传记》（英文）引用尼姆·韦尔斯（海伦·斯诺）着：《中国学生运动札记》（英文），第192、194页。

在这关键时刻，处于地下的中共华北局需要向中央报告有关学生运动的估价及开展救亡运动的计划。学生领袖、中共党员姚依林（到了80年代，他成为中央最高领导机构的成员）为此写了一封密信给在上海的鲁迅。但鲁迅这时也同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就把信转给宋庆龄，因为他知道她会有办法把它送出去。实际上，在长征中以及在红军抵达陕北新根据地后，她一直能够通过无线电台同中共中央联系。但这个秘密电台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设在她家里，而是在她的外国友人路易·艾黎的家中阁楼上。艾黎是新西兰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斗英雄，得过很高的勋章。他在上海公共租界一家工厂当督察，看到工人的劳动和生活条件恶劣，十分痛心，又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在白色恐怖下的英勇表现，产生了越来越深的同情，从而支持中国的革命并开始钻研马克思主义。

通过转信的工作，宋庆龄既直接鼓舞了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又帮助它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联系。她同广大的学生运动一同前进，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同党疏远。毋宁说，她是在同党内的主流一同前进，这一主流就是要使革命植根于全民族抗日要求之中，从而扩大和加深其主要基础。

抗日的要求像野火一样在全国各处燃烧起来。1936年初，乘学生运动从北平扩向全国的形势，上海著名文化界人士发起成立“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到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并在全国许多城市和不同的社会阶层中建立了分支机构。它号召所有党派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召开代表会议以商讨抗敌和民主的大计。在这一运动中，宋庆龄积极参与而成为全国性的象征。

（三）帮助国共高层的初期接触

在另一层次、正如新近出版的一本权威性的周恩来传记①所证实，她在促成国共两党正式接触以建立第二次统一战线中，起了关键的作用。

①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49年）》。

据这本书的记载，1936年1月，她向正在积极推动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共领导转达了国民党愿在这一基础上直接谈判的第一个确实讯息。在莫里哀路29号寓所，她把一封致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托付给董健吾——一位基督教牧师并曾是中共党员，又称“王牧师”。为了路上的安全，她还给他一张由孔祥熙签名委董为“西北经济专员”的委任状。和查同行的还有上海地下党的代表张子华，乔装成他的仆人。这时中共中央总部所在的陕北根据地处于张学良将军的部队的包围之中，所以要去陕北，必须得张的同意。张当时在得悉南京的中央政府正同共产党接触时，采取了这样的态度：既然中央可以和共产党联络，我们也可以。结果是双方在当地的接触趋于频繁并在以后解决“西安事变”中起了作用。

2月27日，“王牧师”和他的“仆人”到达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