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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上的选举捐款，各党派候选人都必须上交收据，并用其选举开

支进行核实。根据联邦选举委员会对这些收据的统计，大体而言，在近期选举中，除了联邦

政府的公共竞选资金，候选人的私人资金有

4个来源，各占资金的

1/4左右：一是来自个

体选民的小额捐款（200美元以下的捐款）；二是来自个体选民的大额捐款（200美元以

上，1000美元以下的捐款）；三是来自各个公司、工会或其他民间组织设立的“政治行动

委员会”的捐款（5000美元以下）；四是各个政党对其候选人的

“嫁妆”（一个人一年最

多可以向一个政党捐助

2万美元资助选举）。这

4个来源，由于数额受到法律调控，被称

为“硬钱”。

从上面这个统计结果，大家可能看出，如果一个选举阵营是一个股份公司，控股的主要

还是“散户”，“大股东”的影响力有限。大家可能纳闷，资本家那么有钱，干嘛不多砸点

钱，搞个“大股东”当当？我要是比尔·盖茨，干脆把政府当“二奶”包了，反正咱有的是

钱，从我几百亿美元的资产里掏出三五亿来搞选举，选上的总统议员还不都是该给我捶背的

捶背，该给我洗脚的洗脚？

当然好在我不是比尔·盖茨。就是也没用，立法者早就识破了我这种人的险恶心理。

1971年的“联邦竞选法案”是美国第一部系统规范竞选筹款的法律（后于

1974年补充修

//blog。sina。/s/blog_61389f6f0100fpwn。html

正），它规定：在一次选举中

；个人给某一个候选人的捐款不得超过

1000美元；一个“政

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不得超过

5000美元；个人一年可以资助选举的捐款，不得超过

2。5

万美元。同时也规定了竞选的总花销不得超过一定上限。就是说，就算我是比尔·盖茨，对

某个候选人情有独钟，严格地说，我一年最多也只能掏

2。5万美元来支持他当选。当然了，

如果我发动七大姑八大舅、公司的各个员工在各级选举中

“捆绑”支持各方选举人，可能发

动的钱还是很可观的，但总的来说，不可能大到可以操控一个选举结果的地步，离我让总统

议员来给我捶背洗脚的愿望还是遥不可及。

可以看出，这个法案的宗旨是：分散竞选资金的来源，避免某一个集团或者个人利用其

财力来操控选举的结果，努力使公民对选举结果拥有相对平等的影响力。可以说，1971年

的竞选法案是“政治平等”的一个胜利。不过，这种对“政治平等”的追求，很快遭遇到一

个挑战。政治平等和政治自由之间古老的悖论，在竞选筹款问题上，显露了出来。

硬钱不够，软钱来凑

1975年，参议院

Buckley向最高法院上诉，称

1971年的“联邦选举法案”违反了

宪法修正案第一条—因为限制选举捐款和花费就是限制了政治辩论的深度和广度，从而限制

了“言论自由”。最高法院

1976年对这个案子的最后判决是中立性的：它对“个体捐款数

量”和“候选人花费总额”作出了区分，保留了对个体捐款数额的限制（即个人的

1000

美元限制和“政治行动委员会”的

5000美元限制），但是废除了对一次选举花费总额的限

制，因为这种限制“势必减少讨论的议题、探索的深度、听众的数量，而现代大众社会里，

任何一种大众沟通交流都需要花费金钱”。可以说，1976年这场法庭战役，“政治平等”

和“政治自由”，各有胜负。

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活人不能给尿憋死，更不能给钱憋死。虽然

“联邦竞选

法案”对个人捐款的数额作出严格的规定，那些被捆住了手脚的银子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