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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决定把平时最调皮捣蛋的人送走。这招使出后我很得意，我想这样一来，明年的管理就轻松了。可没想

到排长们都来反映，不听话的人反而多起来了，我百思不得其解。第二年连队又有50个名额分到上海各工业局，这次我放弃去年的规则，把家庭有困难作为主要的标准，结果大家都来向我诉说家庭的困难，一时间，到连部办公室来的人都在比谁家的困难大，来年请假的人数和频次成倍递增。一直到第三年，我们连队又有100个名额去上海。这次我们将标准定为表现最好的人：出勤率高、劳动表现积极、排长班长优先考虑等等。这次终于被我找到了管理的核心，由此连队风气大正，人人争着当头。五七连队的优良传统又重新回来了。这次经历是我为管理企业付出的学费，后来我做任何事情都会先想清楚我们是谁，我们要做什么，怎么去做，做好了会怎样！领导者是树立标杆、建立标准的人，这个标杆是要积极向上，代表主流，代表大家根本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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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青春激荡（6）

懵懂的爱情

农场的生活是激情澎湃的，没人规定不准谈恋爱，但大家好像都没动静，谈恋爱的人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只是在这群日夜厮守的年轻人之间，爱情就像春天里的野草般，只要有阳光就会发芽生长，我的第一次爱情也在懵懂中不经意地来临。

那时候农场远离市区，但我们连队的光荣事迹却经常会在上海的报纸上出现，这主要得益于我们连队拥有一位叫王安石的“战友”，他是星火农场五七连队的大牌笔杆子，写得一手好字一手好文章，后来他成了我的丈夫。我跟他是同一天、同一辆车从上海人民广场到达农场的，但我们相识，是因为连队组织文艺小分队，他是团长，我被邀请参加，他便经常到我们排来叫我去排练演出，惹得我们当时一排的男生都不喜欢他。那时的爱情朦朦胧胧，在连队工作中，我经常会跟王安石在一起，到很晚我才知道那叫爱情。

记得1971年，春节我留在农场值班，睡在连部办公室。一天深夜两点，我突然被值班的铃声吵醒，拿起电话我听到了那头哭泣的声音—是我们副连长爱人的哭泣声，她说吴副连长死了，让我快过去处理一下。吴副连长是一位40岁、很有生产和领导经验的转业军队干部，他精明能干，在我们知青中很有威信。当时他不幸得了肝癌，住院已经有一段时间，我们以为他会挺过春节，没想到大部队一放假他也跟着走了。

听到他病逝的消息，我还来不及悲伤，便准备马上赶去处理。当时正是深更半夜，很多人都回家过年去了，剩我孤身一个20岁的女孩子，实在有些恐怖。我浑身发抖不知该怎么办。突然间，我想起副连长王安石为赶一篇稿子好像还在连队，便赶去使劲儿敲开了他宿舍的门，请他和我一起去场部医院。他一边安慰我不要急，一边披上衣服陪着我直奔场部医院。在阴森冰冷的医院里，吴副连长的太太正在副连长的尸体旁凄凉地痛哭，我手足无措，陪着她一起哭，此时的王安石很老练地安慰她，待她情绪稳定后，又去和医院里联系处理后事，有条不紊地处理着所有事情。全部事情处理完后，我们才回连队。从场部医院到连队还有很长一段路，在漆黑的夜里，王安石陪着我行走，我心底感到特别踏实。回到连队，他主动说，你先睡下，我到你办公室来写稿子。我睡下后不久他就到我的办公室，还充了热水袋焐在我的脚下。这一夜他伏案挥笔一直写到天亮，等我醒来时他已锁上门悄然离去。第二天一早，我们一起给连队的班子成员打电话，通报副连长的死讯，安排追悼会，他依然默默地帮着我处理完了所有事情。

经过这一事件后，我们的感情慢慢增进了，我们互相了解对方的休假时间—尽量创造我们同行和到上海后的见面机会。有一次我不小心砸坏了大脚趾，在上海家中休假，他不知从哪儿搞来了在文化广场上演的朝鲜歌剧《卖花姑娘》的票，在那个年代这是多紧俏的票啊，我高兴得不顾脚痛，也不顾爸妈的担心匆匆赴约。到了剧场门口我才知道，其实他只有一张票，也就是说只能有一个人进去看戏。这时他把我送进了剧场，告诉我放心看戏，他会在门口等我。《卖花姑娘》的故事情节生动感人，整个剧场的场面也热烈而宏伟，加上心存对王安石的感激，那天我流了很多眼泪。等到戏散场，王安石果然还等在门口，他默默把我送回家后，才独自回家。在此之后，王安石每次往返上海都会带一些我爱吃的东西给我……如此绵绵长长的关心，我已经能感受到王安石的那份爱慕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