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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将反革命进行到底”,一字之差招来祸端,大字报、揭发批判会铺天盖地,连他平时的玩笑话也被上纲上线,成了反革命言论。我当时真是又难过又害怕,打死我也不相信他反党,可我也担心我的同情会被批判,说我的阶级立场不坚定。
不久连队开始整团了,人人需要自我批判需要过关。那天晚上二排的一位女排长兼团支书人不见了,大家拼命找也找不着,有人回想起她这几天沉默寡言、目光呆滞,情况不是很正常,大家心头顿时升起一种不祥的预兆。那位女排长是重点中学的高中生,是个大姐式的干部,父母早亡,因此不可能逃回上海家中。
在慌乱的找寻中天色暗了下来,大家打着手电结伙分头去附近找,几小时下来还是没有一点迹象。这一夜连队特别安静,仿佛连空气也凝固了,阴霾笼罩着每个人的心。
第二天是元旦,一部分人“自发”地扩大寻找范围,有一队甚至找到了海边,却不曾想还真有收获—在一片荒芜的海滩上,那位女排长的尸体早已冰冷。那天我也去了海边,第一次看到了死人的模样,在惊讶与震撼中我哑口无言。曾经是那么熟悉的人,昨日还有说有笑、活生生的一个人,今时此刻却天人永隔,再也无法相见。我呆立在荒滩上,人生的变化莫测在那一刻像惊悚片一样出现在我面前。后来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是自杀身亡,但结论早已不重要了。
还有一件事也令人触目惊心。连队后勤排的男生宿舍丢了东西,有人怀疑是一个陈姓的高中生所为,结果连队的民兵把他抓来后一阵严刑拷打,打得大家都累了要出去吃饭,于是把他丢在一旁让他自我反省交代。民兵们吃完夜宵回来,发现人已不在,便马上组织连队的男生呼喊着他的名字沿河分头寻找。那天晚上在漆黑的大地上到处飘荡着那个高中生的名字,我们女生吓得谁也不敢出宿舍门。第二天,在我们一排的一条齐腰深的排水河边,一个割草的农民发现了他,当时他早已溺水身亡,发现时一半身子浸没在冰冷的河水中,整个身体紧缩着,可以想象那时他是多么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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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青春激荡(5)
这些事对我的刺激是巨大的,我强烈地反思着关于人性的问题。如此极端地划分好人坏人,简直是草菅人命;而如此简单地评判事物的是非,也近乎荒唐。在现实与思想的对撞中,我觉得我要重新思考,重新面对这一切。
伴随着超越生理极限的劳动锻炼,在对社会、人生的积极实践思考中,我渐渐成长了。1971年初,我入党了,成为一名愿意为共产主义、为人类美好事业献身的光荣共产党员。但针对我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在我的入党审批会上,大家以批判的态度,告诫我:“软弱就可能是战场上的叛徒”,“唯水平论就会敌我不分”,“在职业生涯、在人生态度中需要坚强和坚定,但也更需要团结更多的同事一起奋斗”……
入党后,我被提拔为连队的副指导员,不久指导员生病不能上班,农场的组织部长要我担任连队指导员工作,这也是连队的最高职务,我第一次感到慌张,于是找组织部门说:“我不行,今天我还做不了这个指导员工作,你们能不能给我一年时间,先派个支部书记来带我一年,明年我争取能行!”我的真诚和恳切使组织部同意了我的要求,他们派五七连队第一任的老连长回来当书记,我们搭档开始了连队的管理工作。进入领导层以后,要参加很多社会活动。我打理着连队的日常事务,也利用这一年认真理解了连队的责任,理解管理,理解人,理解社会环境对企业的作用。一年后,我以22岁的年纪从容登上了闻名全市的五七连队的最高位置,管理着400多人。
进入管理层后,理解和看到的领域开始不同。当时,抓生产和育人是我们的两大任务。生产管理相对简单,因为大家都立志“不超纲要不过江”,劳动战斗的情绪非常高昂。当时800多亩盐碱地改良的成功标志,就是在长江以南,创造了粮食亩产800斤、棉花亩产100斤的纪录。为了这个目标,1972年,我们起早摸黑地大干,不辞辛劳,为此我整整一年没有回家,可把我父母想死了。于是在暑假里,父母派弟弟来看我,我却逮住弟弟让他跟我们干活,吓得弟弟以后再也不肯来连队了。
与劳动相比,管理知青的思想则显得艰难得多。从我们下乡第三年开始,每年都有知青回城的机会,很多人都想回城,我作为管理者自然要建立规则,为了摸索这套规则,我付出了3年时间。第一年,我们连队有13个名额分到上海港务局航道局,在经过连部领导讨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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