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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领军出征，甚为汗父宠爱，是聪睿恭敬汗“爱如心肝之四子”。努尔哈赤除掉亲弟舒尔哈齐以后，各旗皆为其所有，他将一些旗和牛录分赐予子侄，使其承受专主，让他们成为牛录之主固山之主。但是，努尔哈赤握有最高所有权，他可以赐予子侄，也可以调换牛录，还可以收回。他这个聪睿恭敬汗是全国之主，是各旗之主，有权惩治或擢升各贝勒台吉。褚英的情况就不一样了，权力没有汗父那样大。褚英奉父之命执政，本身又是大福金所生的“皇长子”和汗位的继承人，亲辖部众五千户，一再领军出征，立有军功。因此，他可以“折磨”四个弟贝勒，“使其苦恼”，但他毕竟是四弟的同辈，原来都是并肩而行的贝勒，现在一跃而为执政之人，摆架子，耍威风，这些贵为固山之主，亲为汗之心肝的四个贝勒，很难心服。而且褚英还只是奉命执政，还只是继承汗位的嗣子，而不是真正的女真国汗，没有汗父努尔哈赤那样大的权力，不能支配其他弟弟拥有的牛录和固山。老档说，汗父死后，褚英将不赐赍财帛马匹与弟弟，他即位后要杀与其成仇的弟贝勒和大臣，这正表明此时褚英还没有这个权，既不能籍没汗父已经赐予兄弟的财物（实际上也包括部众兵将），又无权赏赐财帛人丁与弟贝勒和大臣，因为他只是一旗之主，还不是全国之主，没有那样多的人畜财帛，而且他还不能诛杀违命的贝勒大臣，汗父没有把这个权交给他。正因为是这样的局面，所以，褚英虽然可以“折磨”弟贝勒，而弟贝勒却不心服，反而联合上告汗父。如果是努尔哈赤这样行事，他们怎敢违命！他们怎敢上告！上有全国之主的汗父努尔哈赤，下有势力强大的四个弟贝勒，还有汗父亲自擢用的亲信五大臣，褚英的位子很难坐稳，统治权力受到了很大限制。褚英要想牢固掌握军国大权，万无一失地继承汗位，就必须限制、打击四兄弟和五大臣，这样一来也就可以架空汗父，逐渐掌握全部权力，而这一点，正是四个贝勒和五大臣不能接受的。因此，褚英的褊狭和虐待，四弟、五大臣的联合上告，实质上是褚英与汗父争权，与四弟争权，这是一场争夺汗权、削弱旗主权力与反夺权、反限制的激烈的###。

第四，褚英心怀不满，被父斩杀。四弟、五大臣上诉于汗，控告褚英的虐待及封锁消息，不让他们将褚英的所作所为向汗报告。努尔哈赤从万历十一年（1587）以遗甲十三副起兵，南征北战三十年，久经政治风霜，好不容易才建立了一个地广人众的强国。他深悉创业的不易，更知晓人心难测和权力角逐的残酷无情，三十来岁的褚英的如此行动和用意，怎能瞒过年过花甲老谋深算的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十分生气，对褚英厉声斥责，严加防备。褚英感到难继汗位，大祸将至，愤怒不平，忧虑万端，死念萌生，作表焚天诅咒汗父、四弟、五大臣，被父发觉，幽禁斩杀，年方三十六岁骁勇善战的广略贝勒，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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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大福金富察氏的休离（1）

努尔哈赤第二个大福金富察氏，名滚代，原嫁威准，是景祖觉昌安的三哥索长阿之孙。威准死后，大约于万历十三、十四年（1585—1586）再嫁与努尔哈赤，生莽古尔泰、德格类和莽古济格格。《武皇帝实录》卷一载，万历二十一年（1593）九月，努尔哈赤得知叶赫、乌拉九部联军来攻，因尚未天明，怕兵士夜出，震惊城中人，下令天明出兵。“言毕复寝。滚代皇后推醒太祖曰：　今九国兵马来攻，何故盹睡，是昏昧耶，抑畏惧耶？”这位与努尔哈赤曾经长期共患难创业建国的滚代皇后，在此以后，很长时间内，《武皇帝实录》中找不到她的材料，直到天命九年（1624）四月叙述景祖、皇后等陵从赫图阿拉迁至辽阳安葬时，才顺便写道：“其继娶滚代皇后及皇子阿儿哈兔土门灵榇，亦同移于此。”这位皇后何时去世？是年老病逝，还是因罪诛戮？按其记述而论，既是“继娶滚代皇后”，仍冠以皇后的尊称，又书其“灵榇”亦移于此，应是病卒，应是善终。可是，《清世祖实录》卷三却载称：“（顺治元年二月戊子）以大妃博尔济锦氏祔葬福陵，改葬妃富察氏于陵外，以富察氏在太祖时，获罪赐死故也。”这样看来，富察氏是有罪被诛了，但她究竟所犯何罪？何时赐死？仍系疑问。

近人唐邦治编辑的《清皇室四谱》卷二载：“继妃富察氏，名衮代。……天命五年二月，以盗藏金帛，迫令大归，寻，莽古尔泰弑之。”贵为皇后，富有全国，为什么会窃取财帛？为什么又要以此小过废除后位，迫令回居嫁家？为什么其子又要弑杀亲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