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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家业，然后堕落到“为娼家营办生业”，最后的一手是拐上一个院中姐儿，欲“窃负而逃”，来个人财两得翻本。但妓院里满坑满谷的“做手”、“相帮”，也不是吃干饭的，结果落得个被迫自缢的悲惨下场。

在笑贫不笑娼的病态社会生活环境里，这些完全以妓院勾当为“业”的流氓，就算是端上了相对稳定的饭碗，还有许多不属于“勾栏所有制”的篾片，靠在市井间引诱富家子弟、外来客商等来院嫖妓与娼门拆账。宋人沈所著《谐史》里，就有一则事例：有个叫戴伯简的年轻人，因父亲猝亡，家承巨产，便有一帮光棍贴紧来，专引导他去妓院里作狎邪荡游。戴家老仆杨忠在屡劝小公子无效的情况下，只好一手拿刀，一手拿钱，同这班流氓谈判，逼他们答应今后不再来当“导游”。条件是一次性付一笔钱给对方，用作他们从此少一个“顾客”的补偿。当时的社会风气之一，就是无论官私筵会、富户宴乐，都要弄一些粉头歌伎来陪伴。要想随时请到“走红”的角色，最简捷的方式，莫过于和这种与色情业有广泛联系的人搭上。周密《癸辛杂识》记载，北宋时有个专门帮国子监学生招妓赴宴拉皮条的篾片团伙，共十多个人，常驻堂堂学府内以“专充告报”，为首者叫卜庆，绰号“野猫儿”。观其“业务”，倒是名副其实。

专在出卖色相场所寻机会向嫖客打秋风行讹诈，也是一种勾当。吴曾《能改斋漫录》里就有一则：石曼卿任集贤校理时，偷偷溜到娼馆去买春，违犯了国家对官吏治游有级别和范围限制的规定，结果被这类混迹妓院的流氓抓住把柄敲竹杠，引起争吵，“为街司所录”，还吃了杖责。所以不少既想偷欢又不想落到狼狈结局的嫖客，每每在挥霍缠头之外，还要向这些人“孝敬”一些。

病态的社会风气也造成两宋时男娼现象的空前严重。印证史料，可知这种男娼已非汉晋时专供豪富取用的“嬖人”“娈童”一类，而是大多由“无赖”充任，直接游荡于社会并成为民间卖淫业的一大品种。如陶谷《清异录》称，目下京师出卖色相的户头将近一万家，乃至男娼自卖肉体，进退怡然。此类特殊的风月作坊，俗称“蜂窠”。朱《萍州可谈》则披露，这类场所的开设还不止京师一处，“至今京师与郡邑间，无赖男子用以图衣食，旧未尝正名禁止。政和间始立法告捕，男为娼，杖一百，告者赏钱五十贯。”但女娼既不能禁，又何能禁男娼？据《癸辛杂识》称，这股秽风到南宋时更盛，临安新门外一带是著名的男娼区。这种“吃软饭”的无赖，也结成一个个团伙，“为首者号‘师巫’、‘行头’”。尤其让人恶心的是，这些男娼也个个涂脂抹粉，插戴首饰，各取女性化的名字为代号，举止体态，般般比拟妇人。周密为之惊呼，“败坏风俗，莫此为甚！”尤抱怨政府立法不严，未能像政和时明拟法令禁止。其实“红灯区”里的众生相，本来就光怪陆离，“蜂窠”、“行头”之类的出现，不过是再抹上一道重彩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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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神棍”无赖泛滥

一部跌宕起伏的古代中国流氓史发展到明、清社会，进入了它的泛化期。所谓泛化，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流氓群体的各种类型都表现出空前的发展，汇聚成从消极意义上对纲常名教与社会秩序作破坏性冲击的恶势力；二是流氓意识和流氓行为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向社会的各个层面和群体扩散滋长，甚至连貌似神圣俨然的宗教亦被玷污。比如明代“神棍”的泛滥，就是这多棱镜中的一个折射。

所谓“神棍”，就是借拜佛祀神、崇仰超自然法力唬骗害人的无赖恶棍。此辈劣迹，诸若借符神水治病、法力除妖炼丹等讹骗财物，曾散见于历朝。而有明一代，尤其以借传教为名诱奸妇女为突出现象。如田艺蘅《留青日札》里，便载有一则明穆宗时，淫徒假扮师姑，在浙江余姚一带奸宿妇女的事例。不过这些还算是“小巫”，更严重的是，“神棍”以结会传道形式，同地棍无赖互相勾结，做成轮奸杂交的“大巫”。以下试举妖僧妖道各一例，略窥一斑。

一例发生在明朝景泰年间。江苏尹山有个“许道师”，以精通房中术同一帮淫棍结交，遂组成“传道”班底，游惑乡镇。办法是每到一处，“许道师”幽居密室中，故作神秘，帮伙们到处宣传“道师”法力，鼓动境内男女前去受道。他们对妇女的“传道”方法很特别，先用自制的药水“洗眼”，使之产生幻视后，再令脱光衣服，坐在一个大竹篮内，遂趁机奸污。被污女子羞对人言，故不会暴露。也有无耻妇人，反过来视“传道”为乐事的。有个叫沈三娘的，同这伙流氓打得火热，且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