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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及时纠正。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也锻炼了我。那些缺点被重复得越多，给我的教训就越深刻。等到下一次录像，我真会使出全身解数，恨不得脱胎换骨。

这样高强度的集中录像，到了最后几天，简直就成了疲劳战。特别是主持人每天早晨八点钟要开始化妆，晚上还要讨论第二天的稿子，一天五六个小时站在强光下，要保持亢奋的状态，还要随时准备临场发挥，体力上脑力上的负担都很重。有时想不出什么好点子，似乎总有一个声音在说：“算了吧，这集就凑合吧。”但是剧组的同事们不甘心这样，我也不甘心这样，因为“没有功劳有苦劳”的说法，在电视这本字典里是不存在的。我们一时的马虎，到了观众那儿，就是几亿人的失望。

话说回来，我虽然从心里感谢赵老师对我的批评，但也有点儿灰心：这下，这位赵老师对我的印象肯定坏透了。以后见到他，竟有些怕起来。

一九九○年八月，《正大综艺》开播后的第五个月，我大学毕业后被正式分配到中央电视台国际部工作。我申请做编导而不是专职播音员。而我参与制作的第一个系列节目是《我们亚洲》。这是当时为配合亚运会制作的每集十五分钟的纪录短片，每天在《新闻联播》后播出一集，内容是介绍一个亚洲国家的概况。组里的编辑们信任我，让我试着写第一集《亚洲概述》的稿子。我采用了抒情散文的风格，借鉴了但抖神曲》的开篇的意境。记得我写的第一句话是：“苍茫乾坤，日起东方。”当时，担任这部系列片配音的是赵老师。他读了这篇稿子后，很高兴地走过来对我说：“这是你写的稿子吗？写得不错，孺子可教也。好！好！”事后，他对我说，主持人的语言功底至关重要，而语言功底的根本在于写作。不少主持人请教他如何树立电视形象等等，都是舍本求末的做法。一离开别人的稿子就说不出一句整齐的话来的主待人，是没有前途的。

“你是块干主持人的料。”

赵老师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

一九九一年八月，面对前三个月两班主持人马并不成功的试用期，国际部决定请赵老师出马，与我一起担任《正大综艺》的主持。老赵迟疑之下，终于答应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而我将有这样一位“大叔”作靠山，心里也踏实了不少。一年多的主持经验使我多少有了长进，观众也对我抱着肯定的态度，按电视圈中人的评价，我算是已经站住了脚跟。但如何进一步发展，我心里没底。”跟着赵老师学，一定没错。”我这么想，于是在工作上也格外卖力气。

对于主持，我一直抱着学生的态度：凡事查阅资料，力求全面准确，北京图书馆是我周末常去的地方。到了那儿，我才发现目前国内介绍海外的大众型的资料常局限于人口、地理、历史、宗教等枯燥的数字与史实，可读性不强，在电视上说出来就更是味同嚼蜡。还好，我的英语背景派上了用场，图书馆有关世界各地的旅游方面的英语参考书，我几乎全看过，不同的百科全书也是我经常查阅的资料。观众反映我知识面比较宽，这其中固然有在学校打下的基础，每次录像前的资料收集更帮了不少忙，但这一番苦功也有负面作用：我总想把这些查找来的资料都用在节目里，所谓“敝帚自珍”吧，以至于把串联词搞得很像档案馆。赵老师认为，这样掉书袋会使节目缺乏活力，他力主多讲个人经历，多一些真情实感。

比如在河南录制《正大综艺》时，他大谈与河南的渊源——原来这里曾是他下干校锻炼的地方。当年他是连队的养猪员。说起养猪起圈，他津津乐道：“那时候，猪是连队的主要财产之一，把这份工作交给我，那是领导多大的信任哪！”老赵讲得起劲儿，观众听得入迷，这样的主持，简直就是与朋友聊天，真是一种享受。我服了：信息不仅是指硬性的数字，也包括感情的交流。感情所负载的信息量更直接，更能打动人心。我这个总想把凡事上升到理性的年轻人，在与赵老师的合作中知道了返璞归真的魅力。今天的我阅历浅薄，还做不到这一步，但起码明白了这是一种目标和水准。

在与赵老师的交往中，我了解了更多的他的个人经历。“文革”中他一度成了审查对象，被终止了播音工作，不能与妻子团聚，几乎隔离式地独自伺弄着十几头猪。除了养好猪，还能有什么其他更好的精神排解吗？夜晚，望着星光闪烁的天空，自称“虽非栋梁材，亦非寻常木”的他如何设想自己的未来，或者敢有什么设想吗？二十几年后的今天，他成了公认的权威，受到全国观众的尊敬和信任。但他并不是人们传说中的中央电视台的台长，甚至连组长都不是。有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