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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莎的看法也是罗兰的看法。
玛莎和前夫生的儿子谢尔盖以及她的俄国朋友告诉了她很多事。俄国人的收入非常低,艰难度日。她的朋友请她吃一顿普通的早餐便花了月薪的三分之一。谢尔盖说大学增添了几门政治课,老师都是目光短浅的人,上这些课纯粹是浪费时间。这些事,玛莎不可能不告诉罗兰。罗兰也感到人民对政权的不满,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在路上遇见向我们投来忧郁目光的男子,还有一个老妇人向我们挥了挥拳头。”罗兰在后记中写道:“莫斯科的物质生活(工资、住房和食品)非常糟糕,在列宁格勒以及其他地区的物质生活更让人难以忍受。”但他对苏联现实的了解远不如纪德。纪德比罗兰晚一年访问苏联,同样怀着朝圣的心情。纪德写道:“正是为了不再见到穷人,我才到苏联去的。”但他没有被封闭起来,接触到现实,从而改变了对苏联的看法。他见到苏联人在商店门前排长队,有时要排两三小时,但他们并无怨言,显然已经习惯了。商品质量之低劣和匮乏让他感到惊讶。罗兰说:“俄国人没有时间观念,并且喜欢空谈。”纪德说俄国人懒散。纪德提到斯达汉诺夫运动,“人们告诉我,他五小时做了八天的工作。我冒昧地问道,那不是说他先前八天只作了五小时的工作吗?”纪德听说,法国一批矿工到苏联旅行参观矿山时,为了表示友谊,请求替苏联矿工做一班工。他们并没特别卖劲,便达到斯达汉诺夫的指标。纪德还批评苏联人的住宅:“每座住宅里摆着同样简陋的家具,挂着同样大小的斯大林肖像,此外没有别的东西。没有私人物品,没有个人纪念品。每个住宅都可以互相交换。”纪德说的是实情,至今并没有多大改观。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影片《命运的嘲弄》曾在中国上映。莫斯科的一位青年喝醉了酒,拿别人的机票飞到列宁格勒,稀里糊涂进入一位女士的家里,因为这位女士住宅的结构同他住宅的结构一模一样,里面的陈设也一模一样。纪德对斯大林的批评比罗兰尖锐得多。他写道,无产阶级专政并非无产者的共同专政,也不是苏维埃的专政,而是独夫的专政。斯大林什么时候都是对的,不可能不对。
罗兰接触过不少苏联高层人土,其中包括布哈林、亚戈达和拉狄克等人。罗兰对布哈林的印象最好,称赞他思想敏锐,心胸开阔,没有庸俗气味。罗兰说亚戈达容易让人对他产生好感,但听他说到“苏联已取消书信检查制度,连白党的信件也不受检查的时候,你就会想,他是不知道自己领导的部里的事还是把我们当成傻瓜,好像我们不知道寄给我们和我们朋友的信都受到检查,收到时信封已被拆开,上面打着‘信已磨损,粘贴不牢’的图章”。拉狄克只会说套话,令罗兰厌恶。跟罗兰接触最多的当然是高尔基了,但高尔基从未向罗兰敞开过心扉。罗兰看出高尔基内心的痛苦:“老熊被封住了嘴。不幸的老熊,荣誉缠身,备受敬重,但在内心深处对所有的利益都不感兴趣。他宁愿用这些利益换取昔日流浪汉的独立。痛苦、思乡和遗憾沉重地压在他心头上。”负责监视高尔基的是他的秘书克留奇科夫。“克留奇科夫成为高尔基同外界联系的唯一中间人:收发信件和接待来访者都由他负责,只有他能决定高尔基能见谁,不能见谁。”克留奇科夫听命于斯大林,在高尔基和斯大林之间传递信息。高尔基去世后,克留奇科夫被斯大林处决,因为他已经没用了,况且知道的事情太多,留着有害无益。正好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狡兔死,走狗烹”。
蓝英年红色麦加朝圣记——重读《莫斯科日记》(3)
罗兰的日记为什么要五十年后才发表呢?因为1937年纪德发表了《从苏联归来》,苏联发动欧洲的左翼作家对纪德群起而攻击之,给他戴上反苏的帽子。甚至可能发生比责骂更可怕的事。罗兰也参加了对纪德的围攻,尽管他心里对苏联的看法同纪德没有多少区别。罗兰大概不想充当苏联攻击的靶子吧。罗兰1938年12月写后记的时候,已经是在斯大林对先前的战友、现今的政敌进行过三次公审之后了,知道了更多的事。同他交谈过的人或者接待过他的人大都被处决了。他对苏联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罗兰决定五十年后发表日记的另一个原因,是希望他的看法得到实践的检验。1991年苏联的解体验证了罗兰的看法,我们不能不佩服罗兰见微知著的观察力。《莫斯科日记》是苏联必然解体的历史见证。
(原载《随笔》200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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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友好的眼睛看难堪的现实——读罗曼·罗兰《我和妻子的苏联之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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