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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言商”，《香港商报》已在香港出版发行超过五十个年头。

香港是媒体异常发达的国际都会，弹丸之地，聚集着全球相当数量的各类媒体。仅印刷媒体，中英文、双语及其他语言，2004年的统计数字：五十三份报章，八百四十四份注册期刊。还有约九十五家国际传媒机构在港设有办事处，不少地区性刊物以此为基地。媒体大战风云四起，充满着商业竞争的铜臭和火药味，大家必须绞尽脑汁、各出其谋，惨烈超乎想象。但香港记者的勤奋敬业，媒体的敏捷、洞察先机也是有目共睹的。

1999年，《香港商报》转由当时的《深圳特区报》社，后来的深圳报业集团控股经营。改换门庭的《香港商报》广聚人才，除一批深圳报业精英被派往香港工作外，本地路线依然是高层的坚持。杨锦麟就是此时受到竭诚相邀，加上报社总经理，也是深圳报业集团总经理陈君聪的同学之谊，盛情难却，加盟《香港商报》担纲主笔的。

《香港商报》位于港岛北角英皇道一座工业大厦内，著名的《信报》、《信报月刊》等一些出版机构也楼上楼下地分布着。早年的北角曾经是香港岛富人聚集地，尤以上海籍人士居多。时光流转，等他们搬到了面海的山顶或半山，这一带主要居民则变成了今天的福建人。如今，福建人开的金店、杂货士多、两替店、饮食餐馆比比皆是，挤满了英皇道马路两边和周围的巷道。一批批新到的深圳同事，认识和熟悉香港便是从英皇道以及周边纵横交错的小街小巷开始的。

《香港商报》的编辑、广告经营，包括行政人事部门，一直是香港、深圳两地各自分别设立，颇见香港一国两制的特色。在被称作“　港馆”的编辑部里，同事之间的交流，粤语、闽南话、普通话，间或还夹杂着英语。为了能更好地与深圳的新同事沟通，报馆不少香港人都卷起条“　俐”，磕磕绊绊地学讲普通话，勇气可嘉。但舌头过于翻卷的结果，往往是两边的人都不得要领。深圳来的一些“　北方人”渐渐地也放开胆子，操起了不咸不淡的“　鸟语”。一报两制，这也像极了杨锦麟后来加盟的凤凰团队。

在深圳同事的眼里，杨锦麟既不是地道的港人，也早已不是户籍意义上的内地人。他的热情、豪爽，使他与内地的同事相见并没有太多的隔膜，并常以过来人的身份提供生活上的方便，足令这些浅尝资本主义人情世故的初来乍到者备感温暖。每天下班后的宵夜、喝酒自然是新同事之间联谊、沟通最有效的途径。杨锦麟经常是事前积极张罗、末了抢着埋单的角色。当然，其他的香港同事也非常自觉，彼此熟悉之后，轮流坐庄成为后来的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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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度多向度……香港的视角（二）（3）

杨锦麟酒桌上的豪气是有目共睹的，段子、俏皮话也是张口就来。要说他的国语、粤语都算不上标准，但他对无论国语、台语、粤语中口头禅、俗语的熟练运用，让两岸三地的同事们全都自叹不如。当然，杨锦麟最终让大家佩服的还是他的文章、捷才、个性以及为人。

杨锦麟任职《香港商报》，不但有高级记者的头衔，还担纲主笔。

这里有必要对香港报章“　主笔”一职略做介绍。报纸社论，在香港叫做社评，是报纸最重要的声音，代表着在重大事件、重大问题上报纸所持有的取态、立场、观点和评判。在中国内地，一些重要报纸的社论往往是国内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社会生活重大转折的风向标和备忘录。社论撰稿人自然是报纸的重量级人物，有的还是由一组人担纲这一要务。

香港报章每天都有社评，地位无异于内地。大家熟知的香港几只健笔、著名报人，董桥、林行止、陶诘，也包括早年的金庸，除了以各自的专栏驰名，还都在不同时期担任过报纸主笔。杨锦麟是当时《香港商报》惟一的主笔。

这一年的6月间，杨锦麟上任不久，便应邀赴台湾采访。多年台湾问题研究的深厚功底、历练，香港视角的分析阐释，加之亲临其境，有感而发。返港之后，杨锦麟以《世纪末的台北很“　政治”》开章，一连十数篇，记述了此次台湾行脚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依然是家国、民族的情怀担当，以及客观务实的研判。

以《台湾行脚》为栏目名称，杨锦麟一组系列稿件一连刊出十多天。这在当时的《香港商报》是绝无仅有的，而这次是鲜有地破例。

报纸的要闻版历来寸土寸金。世界之大，要在有限的版面中尽揽天下大事，沙里披金，就会有所取舍。当然，对于有价值的独家采访、深度报道，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