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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珍贵的宝贝之一是一张大大的世界地图。我把它钉在床边的墙上，每晚睡觉前都盯着它看。没过多久，我就记住了所有国家的名称和所在地、它们首都的名称、它们周围的海域以及流经这些国家的河流，还有那些用斜体字标注的主要山脉和沙漠的名字，其中充满了奇遇和危险。

十几岁的时候，我开始不满于学校课堂上重复无趣的有限的地理知识，因为它只关注于西欧和美国，对世界上其他地方都未曾提及。课堂上只讲授罗马人征服不列颠、1066年的诺曼征服、亨利八世和都铎王朝、美国独立战争、维多利亚时代的工业革命、索姆河会战以及纳粹德国的兴衰。我查看自己的地图，发现世界上还有那么多地区，他们都只字未提。

我14岁生日的时候，父母送我一本人类学家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的书——正是这本书点燃了我兴趣的火种。沃尔夫写道，人们已经习惯于接受一部内容沉闷的文明史：古希腊之后出现了罗马，罗马之后出现了基督教欧洲，基督教欧洲之后出现了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之后出现了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政治民主带来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和民主思想的碰撞反过来推动了美国的出现，其中蕴含着追求生命、自由和幸福权利的真理。我突然意识到这正是我一直学到的故事：西方政治成功、文化优势和道德胜利的颂歌。但这种历史观存在着误区：看待历史还可以有其他不同的角度，而不只是从近代胜利者的立场去观察过去。

我对这种观点深深着迷。课堂上，那些没有学到的地区似乎都消失了，或被耀眼的欧洲崛起的故事淹没了。我求父亲带我去地图上的赫里福德，那是一个将耶路撒冷标为世界中心，却被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搁置一旁、认为是无关紧要的地方；当我在一本阿拉伯地理学家的书上看到一幅南北颠倒并把里海放在正中央的地图时，同样感到非常疑惑；我发现在一张重要的伊斯坦布尔中世纪突厥地图上，世界的中心城市居然叫八剌沙衮，我从未听说过，也从未在任何地图上见到过，而且直到近期人们都无法确定它当初的确切位置，但它却曾被认作是世界的中心。

我渴望更多地了解俄罗斯和中亚，了解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我想从亚洲的视角观察基督教的起源，了解中世纪大城市——如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巴格达和开罗——的人们究竟如何看待基督教十字军的东征。我想学习东方那些伟大的帝国以及蒙古人的征服过程，了解人们如何从阿富汗和印度——而不是从佛兰德或东部战线——的角度看待两次世界大战。

非常幸运的是，我在学校学了俄语。我的老师是迪克？哈登（Dick　Haddon），一个曾在海军情报部工作过的非常聪明的人——他坚信掌握俄语及其语言灵魂的最佳方式是通过了解其灿烂的文学和农村音乐。更幸运的是，他还给有兴趣的人教授阿拉伯语，让我们接触到了伊斯兰的文化和历史，受到了阿拉伯古典文化精髓的洗礼。语言的学习打开了发现新世界的大门，或用我后来想出的一句话说，打开了我们这些西方人重新发现新世界的大门。

如今，人们更关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造成的影响——预计未来十年中人们对奢侈品的需求将以四倍的速度增长；或关注印度的社会变革——拥有手机的人群远远超过拥有冲水马桶的人。但这些对于观察世界的过去和未来来说，均非最佳视角。事实上，数千年来，连接着欧洲和太平洋、坐落在东西方之间的那块区域，才是地球运转的轴心。

东西方中间的地带，自地中海和黑海东岸至喜马拉雅山脉，在过去和今天人们的眼中也许不算什么重要地段。今天这一地区是一些异域国家和边缘国家的所在地，如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和高加索山脉国家；一个充满动荡、暴力并威胁着国际安全的地区，如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或所谓的“最佳民主实践国”，如俄罗斯和阿塞拜疆。总之，这似乎是一系列“失败国家”和“没落国家”的聚集地：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总能在全国大选中获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大多数选票，他们的家人和亲信控制着丰硕的经济利益，拥有着大笔的资产和无限的政治权力；这些国家的人权记录都很糟糕，表达信仰、良知和性欲的自由都受到非常大的限制；专制媒体控制着什么内容能够或不能够在报刊中出现。

这些国家在我们看来也许未经开化，但它们绝不是倒行逆施、昏暗闭塞的蛮荒之国。事实上，东西方之间的桥梁正是文明的交叉点。这些国家绝非处在全球事务的边缘，而是国际交往的正中心，并且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