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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所谓“机操”，意即把握战机，掌握战争主动权。

能忍者，就能把握，掌握战争主动权；不能忍者，就会贻误战机，丧失战争主动权。

俞大猷以司马懿和诸葛亮为例，告诫战争的决策者说，“能自安其国”，“自全其军”，且能“危人之国”，“破敌之军”，这都是“能以忍自守，不为人所动之大诫也”。

他平时想到战时，战时想到战后，计定而后战，战则求全胜。

俞大猷生长在华夏国东南沿海泉州，自幼耳闻目睹倭寇在东南沿海的暴行。投笔从戎后，直接与倭寇作战，从国家和民族的大计出发，提出加强海防的战略思想。

俞大猷抗倭的海防战略，是御海洋、御海岸、御内河、御城镇的多层次、有纵深的防御战略，加强海防，坚固江防，以长制短。

就是“大洋虽哨，而内港必防；内港虽防，而陆兵必练；水陆俱备，内外互援”的海防战略。

在剿倭的实践中，俞大猷总结出“倭奴长于陆战，其水战则我兵之所长”的论断。

他说：“倭贼骄悍，攻之洋中，我得上策。一被突入，陆路追战，兵无素练之律，贼怀必死之心，胜负之形斯判矣。”

概括说明了在海上与陆上剿倭的两种可供选择的战略中，肯定了海上剿倭是“上策”，主张以有效的战船和火炮，歼灭倭寇于海上，根本不让他们有登陆的机会。

他指出：“倭贼之来必由海，海舟防之于海，其首务也。”

因为倭寇之来必由海，必须修造海船，招募训练水兵，加强海防力量，在海上倭寇必经的岛屿，以逸待劳，剿灭倭寇。

在沿海要害之处或倭寇可登岸之处，屯扎陆兵，扼敌于江河之口，使其不得由河港深入。

在内河修整河船，船上搭成栅，加遮板，多备弓弩火器，如果敌人进入内河，则在河中击敌。

还要固守沿海的城镇，以城为营，利则出战，不利则守，牵制敌人，使其不敢深入内地。

俞大猷的海防战略，是借助船，积极地以战为主的战略。其《正气堂集》也明白指出：“海上之战无他术，大船胜小船，大铳胜小铳，多船胜寡船，多铳胜寡铳而已。”

他认为，“防倭以兵船为急”，“攻倭兵技，当以福船破之”。

因为福船高大尖底，性能优越，是优秀的海船，为倭寇所畏惧。

他征调福建楼船，或就地建造大海船，征募精兵上船，进行严格训练，组建一支驰骋东南沿海抗倭战场上的威武之师——俞家军。

他给总督的禀帖中，曾提出“窃意防倭，调陆兵已尽天下之选，卒未见有奇效。若用陆兵所费之半，而用于海防，则倭患可以渐息。”

纵使俞大猷的声望和战绩都十分卓著，但这些有益的建议始终没有被采纳。因为俞大猷的海防战略思想，所牵涉的问题和可能引起的后果，已经超出军备问题，而及于政治。

如果他要求的关于亲自率领“闽、广大船数百艘，兵数万”成为事实，有关各省的财政就要从原来小单位之间的收支而被集中管理。与之相应，后勤机构的人员必须增加，而且必须一扫苟且拖沓的办事作风，保证规格和数字的准确，才能取得预期的行政效率，以之与现代化的军事技术相配合。跟他们往来的各个机构，也必须同样注重实际。

然而，当时庞大的华夏国，在本质上无非是数不清的农村合并成的一个集合体，礼仪和道德代替了法律，对违法行为作掩饰，则被认为是忠厚识大体。

各个机构之间的联系，从来也没有可资遵守的成文条例。在未来的好几个世纪之内，上述情况在这个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国家里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

按照俞大猷的计划，自然是要求兵精械利，把原来两个士兵的军饷供应一个士兵，以部队的质量来代替数量。

但是，戚继光却能看到问题的要害。

戚继光认为，帝国的军队是一支全能的军队，也是一支长久性的军队。它经常性的任务是面对内部的叛逆而非外部的侵略者，就是镇压内地农民和边区的少数民族。

地区间的人口过剩、灾害频仍、农民流离失所、官吏苛刻暴虐，都可以迫使暴动随时发生。

第四卷：纵横天界（完结篇）第六百六十七章　杨玉香与林景清

而以华夏国幅员之大，这种所谓“造反”、“作乱”的地点，极难预测。所以这个任务，就不是一支高效率的机动部队，所得以完成的。

在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