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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容易，代表海信官方“意识形态”的《海信时代》对此几乎从未给予只言片语的报道。唯一提及的一次，是海信电器的一份汇报材料《精细的技术质量经营》：

公司拥有国家级技术中心……拥有北京、上海ASCI、美国三个开发中心。

列入原国家经贸委重大技术创新计划项目3个：HDTV、ASCI专用芯片设计开发、智能服务机器人技术开发。

除了这些廖廖数语之外，芯片几乎被“忽略”在海信的官方语言之外。而仅有的一次提及，也是发生在海信决定到上海去设计芯片之后。

上海。2001年6月18日。

战嘉瑾带着丁勇、刘志恒和陈永强来到了上海。对于他们来说，那是一个陌生的城市，庞大、新奇，充满诱惑。

在虹桥机场，没有人迎接他们，没有人认识他们。

已经记不清那年初到上海的时间是6月14日还是6月18日。战嘉瑾只记得抵达后上海的梅雨季就开始了，闷热、潮湿的天气，压抑、烦躁、焦虑的情绪紧紧包围着这个“北方佬”，让他始料不及、无法逃避。

战嘉瑾4人的行动，只是海信一系列行动的部分内容。还在战嘉瑾对芯片技术和理论进行跟踪、调研的时候，北京出台了鼓励软件开发和集成电路设计的“18号文件”。

上海先行一步，他们将原本在上海市中心黄浦区开发建设的商场改变角色，命名为“科技京城”，坐落其内的是上海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化基地。

他们的意图很明显，就是希望“科技京城”能够发展成为一个著名的楼宇型高科技园区，以其产业链齐全而成为华东地区最大的电子元器件物流中心，最终塑造成一个“芯片王国”。

当然，为了真正地造就一个“芯片王国”，他们还得使基地拥有大量的可租赁开放试验设备和频繁的培训交流会，并且招揽国内外大部分知名微电子企业将“科技京城”作为开发总部。

海信成为上海招揽的目标之一。当上海听说海信有意做芯片时，就派员专程到青岛与周厚健和夏晓东谈判。他们向海信发出邀请，并承诺给予种种优惠，只要海信将芯片开发部门搬迁到上海。

周厚健和夏晓东看中了上海良好的芯片产业环境以及“长三角”众多的芯片封装、加工等配套企业。几次谈判之后，他们要求战嘉瑾4人在上海的梅雨季开赴上海，组建海信ASIC上海研发中心。

在上海，4个外乡人除了来自地理课堂和旅游资讯中的线索外，他们对这座与青岛一样的滨海城市一无所知。

他们的宿舍是集成电路产业化基地的人帮忙寻找的，那是一套位于26层的房间，毗邻高架桥，没有空调。关上窗户，38摄氏度的高温热得人无法入睡；打开窗户，外面高架桥上飞速驶过的汽车发动机噪音又吵得人无法入睡。

后来，他们买了几台电风扇，吹出来的风也是热的。没办法，他们于是自己动手，折硬纸板充当纸扇祛暑；不下雨的晚上就拎上凉席，将楼顶的大平台作为自己睡觉的好场所。这是4个外乡人最奢侈的夜晚。

白天，他们要忙于办公场地的租赁谈判。300平方米的场地租赁下来之后，他们还要忙着装修、“办消防”证和采购设备。

在上海的梅雨季里，除了怀念故乡青岛、思考着芯片的事情外，他们只剩下了忙碌、忙碌之后的喝喝酒、打打游戏。

上海的梅雨季就是这样过去的。

但青岛的梅雨季却还没过去。

关于芯片“做什么”的争论还在继续，光是选产品的论证就持续了一年多。当时负责论证的是技术中心的副主任，在他通过之后再报给夏晓东和集团其他决策者。

战嘉瑾说：“那时候国内集成电路很热，大家都在谈论，都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方向，所以海信这边的争论受整个国内大环境的影响很大。”

反对的声音也很大。

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反对都有着相同的理由：风险太大、能力不够。

到了2001年底，反对的声音终于弱下去，以至消退了，上海那边的装修和采购也已完成收尾，战嘉瑾他们也有了新的办公场地了。

“论证的过程非常漫长，也非常痛苦。”4年后，战嘉瑾说，“我们论证了很多产品。当时国内迷恋微控制器，那是一种低端的、技术含量低的集成电路，但大家都很看好。还有一些企业做‘逆向设计’，就是把别人做的芯片拆开，拍照之后根据照片的显示进行设计，这样做投入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