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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ＣＬ、熊猫、上广电、牡丹。然而，海信最终领先了一步，抢在了西湖和创维前头——后者的首批DPTV彩电计划9月初上市，稍后其他“重炮手”也尾随而至。

周厚健与于淑珉略胖的身躯，似乎意味着他们的行动并不比别人迅捷：海信与泰鼎的合作的确如此。第一个与泰鼎合作的是西湖，半个月后创维也悄无声息地与泰鼎签约。对手领先一步后，海信并未陷入无望的境地，他们打得很出色。他们虽然紧赶慢赶才摸了摸泰鼎的手，却最早推出了“胶片电视”。到8月14日，它也至少订购了一万片泰鼎芯片。

2000年秋天，中国拥有3600万台彩电生产能力，外销600万台，规模仅次于日本。至于技术，除了显示芯片，所有核心部件均可生产。泰鼎的介入，使日本人控制中国电视机整机方案的美梦开始破灭。

周厚健很得意，却并不兴奋。泰鼎的一张小“邮票”便使中国彩电业乱成了一锅粥，芯片的控制力实在太强大了！

战嘉瑾也没法得意，他太想在那张“邮票”上盖上自己的戳、烙上自己的印了。稍早前他便获悉了泰鼎的行动，正是夏晓东对他说海信准备做芯片，让他跟踪、调研到底有没有做的可能性，如果有可能又该怎么做。

他兴奋得简直要跳起来了。

那是一桩烦琐的差事，他要做很多调研报告，有关于市场的调研报告，有开发流程的调研报告，有如何储备人才的调研报告，有技术动向的调研报告……总之，一切他能想到的，一切有需要的调研报告，他都做了。

领导还是不满意。

夏晓东需要更多的报告和更详细的内容。他总是嫌战嘉瑾的报告太少，内容不够翔实。他不断地将报告打回去，命令战嘉瑾重新做或者进行大的修改，理由往往只有一个——

“论据不充分。”

战嘉瑾的解释则是自己“刚刚接触这个行业，对它不太了解”。

不停地报告，不停地被否定。

热情渐渐消退，战嘉瑾开始感到自己做得“毫无成就感”。

对于他这个数字电视研究所副所长来说，的确干得毫无成就感。在跟踪、调研芯片的事情上，他是个“光杆司令”，手底下无一兵一卒，一切事情都得亲历亲为，这使他疲惫不堪。

2000年5月，他终于有了第一个助手，名字叫丁勇。这个人的任务是协助他继续做跟踪、调研和论证。

8月，又有两个助手来到了他的办公室报到，一个叫刘志恒，一个叫陈永强。

他们的到来，让战嘉瑾的“毫无成就感”突然之间化为乌有，他后来有一次说：“这三个人到来，我感觉集成电路肯定要做了。”

他此前一直在做的工作就是在“要不要做”的问题上为周厚健和夏晓东提供参考资料及建议，现在丁勇、刘志恒和陈永强的到来，事实上意味着周厚健和夏晓东需要的东西已不再是“要不要做”的参考，而是“做什么”的参考了。

现在，战嘉瑾要找到一条路，或者说要找到一个点，拿一根针扎进去，然后对周厚健和夏晓东说：“就从这里切入！”

这是一个真正的考验。此前他做了大量的调研报告，但那基本上是一个毫无创造力的活儿，换个稍微懂点技术又精力充沛的人来干，没准儿比他干得漂亮得多。

现在，他需要告诉周厚健和夏晓东，他是个有见识、有判断力的人。丁勇、刘志恒和陈永强就是来帮助他圆这个梦的。

就在这时候，周厚健和夏晓东决定在海信集团技术中心成立“专用集成电路设计所”。

周厚健如今已记不清当时到底论证了多长时间，他只清楚地记得他们决定去搞芯片的时候，他把一帮只搞过电路没有搞过芯片的人召集到一起开了一个会，这帮人里面包括夏晓东和战嘉瑾。

他问他们，海信现在涉足芯片可能性怎么样？

当时参加这个会的人也包括现在这个技术负责人战嘉瑾。当时大家讲，只要企业能够投入，只要能给出时间，按照海信技术人员的素质，应该是可以开发成功的。

于是，海信开始编织自己的“芯片梦”了。

�　海信为什么最终决定做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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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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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上海去（1）

从海信档案和官方记载中寻找海信做芯片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