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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痛苦的事情。好在现在战争已经结束，我们相会的日子也不会太远了。我和其他的队员一样，现在在关岛医院休养，待休养之后将回到美国本土。这里当然比战俘营好多了，食品丰富，有热水淋浴，逍遥自在。在中国生活了这么多年后，看到这里净是白种人，街上没有黄包车，对我来说实在是太新奇了，也太不习惯了。在这样的生活环境里，我们将很快恢复健康，重返家园。

息式白小姐，你能告诉我乔治蒂·赫本小姐的住址吗？我给她写了无数次信，但都没能见到她的回音。我现在迫切地需要和她联系，因为在她那里还有我的一份东西，一份极为珍贵的东西，我要让她还给我。如果你知道她的住址并能转告于我，将十分感谢。希望不久将收到你和她的来信。祝好！

你的朋友斯耐德尔

１９４６年２月１７日

夏皮罗看完后，不解地望着息式白，问：“这能说明什么呢？”

“是的，仅凭这封信，是不能看出什么的，但是如果当你了解了斯耐德尔和乔治蒂·赫本的情况后，也许您会兴趣大增。”息式白解释说。

“那就请你先谈谈吧！”夏皮罗说。

“赫本和斯耐德尔都是我在中国时结交的美国朋友。”息式白缓缓说道，“赫本在一家商行工作，主要充当中美双方生意上的中间联络人。斯耐德尔是驻北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也就是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４日开着卡车到协和医学院拉装有‘北京人’化石箱子的那个海军上士。据我当时所知道的情况，赫本与美国驻北平公使馆的一名职员和斯耐德尔都同居过，而斯耐德尔与北平协和医学院一名姓张的中国女职员关系也十分密切。在这名中国女职员任讲解员期间，曾经带斯耐德尔到实验室看过‘北京人’化石。这就是说，美国驻北平公使馆的职员以及赫本、斯耐德尔、中国女职员这４个人，均有单线联系或者彼此都相识。由此可以推论，他们４人都可能知道‘北京人’化石和转运的时间以及这批化石的价值。当然，这些情况还不能令我们怀疑他们参与了‘北京人’事件，只是当我重新发现这封信并为此思考时，又让我想起３０多年前我未放在心里的一些事情。”

“什么事情？能讲讲吗？”

“当然可以。”息式白说，“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４日那天，当斯耐德尔驾驶卡车来到协和医学院的装货台时，他按响了汽车喇叭。当时我正在靠装货台一幢楼房的二层房间里做事，听到喇叭响声后我向下看去，斯耐德尔正从汽车驾驶室跳了下来。

“当我走出房间欲回实验室时，看到货物包括装‘北京人’化石的箱子都装上了汽车，并且盛化石的箱子放在了汽车的最后头。因为我对这两个箱子比较熟悉，一看就知道是装‘北京人’化石的那两个。同时我还看到那位姓张的中国女职员正站在汽车旁和斯耐德尔说着什么。因为他们是亲密的朋友，我当时没有想得更多，只是急着处理自己的事务去了。

“那天，我记不清从实验室出来要上街办一件什么急事了，只记得当我乘坐一辆黄包车路过南河沿１４号时，看到斯耐德尔的卡车停在了路旁，而卡车不远处是赫本的私人住宅。当时我没有看到斯耐德尔，也未见到赫本，尽管黄包车载着我一闪而过，但我的记忆告诉我，那辆卡车就是斯耐德尔刚从协和医学院开出来的。”

说到这里，息式白停止了叙述。

“后来呢？”夏皮罗追问道。

“后来？后来‘北京人’就失踪了。”息式白略带幽默地说。

沉思片刻，夏皮罗又问道：“你接到斯耐德尔的信后，告诉他赫本的地址了吗？”

“告诉了。但我当时只知道赫本已离开北平去上海了，具体地址和她干什么工作都不太清楚，我向斯耐德尔提供的惟一的一点线索，是通过美国驻上海领事馆转交的。

“后来斯耐德尔再也没有给我来信，估计已经回美国了。当然，我也一直未能得到赫本的消息。至于斯耐德尔后来是否与赫本联系上了，以及‘那份珍贵的东西’赫本是不是还给了斯耐德尔，我也同样一概不知。你知道，中国内战不久，美国人又开始大批地回国了。”

“你的意思是说，是斯耐德尔中途劫持了‘北京人’化石，或者说是使用了调包之计？”夏皮罗有些惊奇地问道。

“难道你认为没有这种可能吗？”息式白自信地说，“我总在这样琢磨，为什么海军陆战队正好派了对‘北京人’化石有所了解的斯耐德尔到协和医学院去装运化石？那位姓张的中国女职员在斯耐德尔装车过程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