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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会。他虽然不大懂西洋音乐，在音乐会上甚至会打瞌睡，但是为了照顾她，他愿意作出这些“牺牲”。看话剧，丽扎担心他也看不懂。出乎意料，他却看得津津有味，尤其欣赏契诃夫的《樱桃园》等剧作。这渐渐成了他们一致的爱好。

李立三给她取了个中国名字：李莎（2）

经过会面、交谈，他们之间的相互了解逐渐加深。李立三陆陆续续地给她讲了一些参加革命的故事：发动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领导上海五卅运动、参加筹备和领导南昌起义等等，这些非凡的经历在丽扎的心目中带有传奇的色彩。她特别欣赏李立三的干劲、魄力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对于过去所犯的错误，李立三也毫不隐讳。他非常诚恳地对丽扎说：“我走上领导岗位时才二十几岁，经验不足，有些飘飘然，又很急躁，觉得中国革命在一夜之内就能成功。进了政治局之后，更是忘乎所以，犯下严重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给革命带来了惨痛损失。”他又说：“这些年来我一直受到批判，很多人都不理我。你不怕同“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交往，实在难得。”李立三这种光明磊落、襟怀坦白的品德进一步打动着丽扎的心。当丽扎得知在莫斯科确实有不少人不敢接近他，连在列宁学校读书时与他相好的一个中国女性，也因受不了“同机会主义分子站到一起”这顶帽子，被迫和他分手，丽扎对李立三的同情之心油然而生。身在异国他乡，举目无亲，李立三难免感到有些孤单。他常对丽扎说：“假如我们能够早一些相识，该多好啊！”

说实话，丽扎虽和立三交上了朋友，但因年纪较轻，又准备上大学继续深造，起初并没有考虑结婚的问题。李立三则毫无保留地向丽扎坦白了他在国内的三次婚姻。

李立三的第一个妻子叫林杏仙，是他六岁时父母给买的童养媳，17岁时，父亲强迫他们结婚，这是中国那个封建时代典型的包办婚姻，毫无爱情可言。林杏仙生下了李立三的长子李人纪，年纪轻轻的便患风瘫去世了。

李立三的第二个妻子是李一纯，他们曾一起在安源从事过工人运动，在一起生活了五年后，李一纯另有所爱，离开了李立三。她为李立三生了次子李人俊。

李立三的第三个妻子是李崇善，是李一纯的妹妹，他俩在一起生活的时间较长，她为李立三生了三个女儿：大女儿李竞，二女儿李力，另一个就是后来找到的谢志佩。

李立三认为：爱情的基础是忠诚，他爱丽扎就要老实坦白自己的过去，他的这三次不幸婚姻有着中国社会的大背景，也有着不同的自身原因。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不是李立三游戏人生，而是他生命的旅程中出现的几次不和谐的音符。值得庆幸的是，李立三没有被不幸的婚姻摧垮，那是因为他把爱情置于革命事业之下，他认为爱情不过是事业的浪花而已。听了李立三的叙述，心中的疑团烟消云散，丽扎对他却有了几分同情：一个革命者，他在婚姻上也常常是历经磨难的。尽管他再一次提醒她：“请考虑我的过去。”丽扎却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过去，我注重的是现在，更憧憬未来。”

1933年春，李立三终于由上海来莫斯科学习的党内朋友周恩来处得知了李崇善的准确消息。这是一个不好的消息，李立三离开上海不久，他的妻子李崇善就生下一个女孩。李崇善无力抚养，且李立三临走时有嘱咐，不论是男是女，都把这个孩子送人。李崇善就把这个女孩送给了一个信得过的老工人当养女。李崇善带着两个女儿在上海，生活很困难，更大的折磨则是心灵的孤独。她想念李立三，可他却滞留苏联迟迟不得回归，正所谓“遥望归期未有期”，不知何年何月夫妻才能团圆。不久，李崇善被捕入狱。她知道自己作为李立三的妻子身份不同别人，一定是敌人感兴趣的重要案犯，便做了一死的打算。党组织关心李崇善，经多方营救，使她得以出狱。

走出监狱的李崇善心力交瘁，这期间得知李立三被共产国际扣在苏联，名为学习，实际上是一种处分，一种比软禁好听一点的惩罚。看那架势，能否回到中国还是未知数。于是李立三托人带信给李崇善，让她在国内另组家庭，李崇善思之再三，含泪做出了痛苦的抉择。

这个不幸的消息是李立三预料之中的，却仍使他很难过。但他毕竟是个久经考验的男子汉，不仅不怪李崇善，相反，却表示出理解和同情。他知道，作为共产党领导人的妻子，李崇善在国统区里生活将要顶着多大的政治压力，要冒多大的风险啊。他为革命东奔西走，妻子则为他东躲西藏，没过上一天舒心安宁的日子。更何况，他现在旅居苏联，没有确定的归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