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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在暗，窥伺她们，才能掌握到一个有利阵地。

况且翻了脸又如何？金咏诗的出生纸上写的是金信晖的名字，到他的财产解冻，发放下来分时，还是要跟健如有很多接触商议的。一个永隆行，要摸请它的底也在初步进行当中，还都未有进一步的成绩，就乱了阵脚，岂不是战而败，遂了敌人的心意了？

忽然又想，还有母亲。

这就更叫人心痛了。

什么切肉不离皮？什么兄弟如手足？什么血浓于水？

看看这方健如与方惜如二人嘴脸心肠，我真想写信回家去问问老母，谁是她捡回来养而非亲生的？

健如跟信晖有了一手，因而对我妒恨了，也是在理解之内。

然则，惜如呢？

我有什么对她不起，有什么做得比健如差，有什么不爱护体贴她的，要令她如此誓无返顾地偏帮健如，且切切实实地对付我？

这不但令我痛心，且令我自卑。

我那么比不上健如吗？我夫我妹全都把一颗心向着了她，对我，犹如敝履，且伺机踩我一脚，让我翻不了身，站不起来做人。

不，不可以。

必须还我公平。

以理论去讨回公道是白费唇舌，必须付诸行动先发制人，才有讲公道的机会。

生活上不论有多少苦难，原来都是一个学习过程。

我又是第一次发觉敌人并不那么可恨，他们对我有激励作用，从今之后，我更不能不打醒十二分精神做人。

别人要想把我践踏，怎么能遂他们的愿？

于是，就赶快梳妆，回永隆去。

必须分秒必争。

赶快在她们布署好一切之前，做足防范，这是第一步。

至于第二步……

我心中有数。

经过了这些天来的习惯，我一回到永隆去，各人就先跟我打招呼、叫早晨。那三婶更是自动自觉连忙地替我递上热咖啡。

由此可见，什么事，包括身分与人际关系，都是由自己争取得来的。

这么多个职员当中，我还是和那李元德最淡得来，于是又跟他商议：

“元德，永隆现做的贸易生意，线路是从哪些人而来的？”

李元德想了想，道：

“主要是金先生在生手一手经营的，部分是靠广州跟香港的联系。在广州，金家人面广，很有些朋友也南下发展，在本城奠下基业或置备了据点，于是，就辗转介绍。”

然后李元德又说：

“当然，还有些是金先生到港后才结识的商场朋友，我们所做的生意，也有部分属于他们的联系。”

“健如她对这些香港商界朋友自然是熟悉了，那我就放心，不必多跟他们打交道吧！反而是业务由广州方面介绍给我们的呢，我想好歹要去拜候他们，加强沟通。”

李元德不住地点头，道：

“大嫂，你这个想法是对的。金先生过世了，短期内业务没有多大影响，然而如果我们不积极争取关系，日子有功，真的难保人在人情在；人死了，就没有长期赏面光的可能。且要把生意再做大一点，又得另辟途径。细嫂一个人也关照不了内外，大嫂你肯出面应酬联系，名正言顺地代表金信晖，是最好不过了。”

我的话是完全试探性质的。

既要确定我这个进驻永隆业务的手段的可行性与需要性，也乘机旁敲侧击，以了解究竟健如手上有哪些客户关系。把生意上的朋友视作注码，我想，这个观念是对的。

然而，综合了跟李元德连日来的谈话商议，有了客人，也必须有货可卖。

如何笼络客人？我苦思昼夜，有了个腹稿。

可是如何去找一些市场需要而能代理贸易的货品，这就不是从永隆行职员的会议与对话之中，所能找到线索和灵感了。

只好一步紧接一步地来做。

我立即写了信回广州给九老爷，把永隆的情况讲了一遍，请他帮忙，向以前广州跟我们金家相熟的商家朋友，走访一次，探听他们在香港有没有联系，然后把已在港发展的家人、职员或代表名字地址给我写来。

等了差不多一个月，终于有了回音。成绩不算太好，据九老爷说，广州的生意人现今都意兴阑珊，自顾不暇如何顾人？且已在香港有了基地的人也不多。然，毕竟还是写了好几个人名与联络处，嘱我不妨试试。

此外，李元德也向我透露，在本城，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