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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信一直在动。它原本悄无声息地运行，但2000年从日历上掀过之后，它弄得动静越来越大，到了最后开始隆隆作响。与此同时，周厚健和于淑珉，两个扩音喇叭般的调门越来越高，看得出岁月对他们足够仁慈，使他们厚积薄发有足够力气，喊出振奋人心的口号。

“8年时间，这个企业已经带上了很多我个人的特点，比如保守，这会成为企业发展的桎梏。”2000年年底，在江西路11号，周厚健感慨地说。半年后，当海信与荣事达公司在2001年6月19日宣布战略结盟时，于淑珉则颇有深意地说：“无论你愿不愿接受，洗牌已经开始。”

那一天是战嘉瑾他们抵达上海的第二天。

那一天的行动，是进入白色家电领域仅4年的海信集团雄心勃勃的一部分，也是周厚健在音乐广场静坐沉思、于淑珉在东海路胡思乱想的结果。《南方周末》把这种雄心勃勃的结果称为“加速计划”。它说：

这家一贯以“保守的财务”著称的企业在2001年开始突然发力，一系列规模巨大的土建和设备投资已经迅速完成，其信息产业集团即将于今年7月挂牌成立，CDMA项目将在年内投入运营，而与荣事达的结盟仅是其向全系列家电产品扩张的第一步。

海信突围的模式，总会给新闻界提供话题。关于那年夏天与荣事达的结盟，于淑珉后来说：“我们的原则是平等互利、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战略双赢，不是谁吃谁，更不是吃‘休克鱼’。”

事实上，与荣事达的合作并不十分成功。半年过后，有一天海信发现，“联盟”生产的冰箱价格高得离谱。他们核算成本，然后叹息。接下来便有人怀疑，荣事达同时在为海信的竞争对手生产，而贴有“荣事达”标志的冰箱，价格要远低于海信。

尽管周厚健并不相信这种传言，但他还是要寻找其他合作伙伴。他从不在一棵树上吊死，所以在与荣事达“结盟”一年后，海信“吞并”了北京雪花。

周厚健野心勃勃，却又含蓄地表达意愿说：“实际上，每一个企业都不想落后，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都希望自己做行业的领头羊，即使是第二名，相对于第一还是落后，我们的目标是在3年时间内，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排在行业的前列。”

就在战嘉瑾他们抵达上海的那个夏天，突然发力形成的系列土建和设备投资已经完成。海信的制造部门要搬进一个投资数十亿建成的信息产业园，总部则要搬进紧挨着海岸线的海信大厦，CDMA项目年底的时候投入运营，周厚健颇为豪迈地宣告“３C格局已经初步具备”。

但他并不满意，有一次他告诉身边的人：“速度还不够快，尤其是在IT和通讯领域，因此海信要加速。”他用一个有利于宣传的词汇——“加速”，替代了一个悲壮的“突围”。他试图通过产业重整来完成他的“加速计划”。

事实上，战嘉瑾他们在上海的行动也是海信“加速计划”的一部分。与“加速计划”的其他部分不同，上海的一切都要从零开始，一切又都可能以零结束。

战嘉瑾他们不希望以零结束，这迫使他们付出更多的心血。他们还年轻，在这个没有英雄却又枭雄纷争的时代里，他们要为自己圆一个“英雄梦”。现在，正是一个他们建功立业的绝好机会。

就在青岛与上海调研、报告、讨论、争吵“做什么”的时候，战嘉瑾他们开始确定自己的开发流程。这不再是一个“做什么”的问题，而是一个“怎么做”的问题了。

与“做什么”相比，“怎么做”是一个“斯芬克斯之迷”，不光是海信，整个中国企业在电视芯片设计方面都毫无技术积累，更谈不上成熟的设计理念和开发流程。

一切真的要从零开始了。

“因为一切都要从头开始，集团领导并没有给我们设定必须达到的目标，也没有给我们太多压力。我还记得当时周厚健董事长说芯片是海信核心技术研发的‘试验田’，即便不能成功，这种探索和积累都是有益的。”战嘉瑾说。

尽管如此，但战嘉瑾他们并没有因为青岛的宽容而稍有懈怠。他们开始如饥似渴地从书本和一些交流、培训中汲取着有关芯片的“设计方法学”理论和知识。这群年轻人迫切希望证明自己，迫切希望实现自己内心的“英雄梦”。

“刚开始，我们连起码的设计流程也没有，不知道一个集成电路板上几百万、上千万的晶体管该各自安排在哪个位置？除了与一些国外企业交流、借鉴它们的先进经验外，还有就是从书本中汲取相关理论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