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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家贡扎ArpadGonz，在苏东解体后作为匈牙利总统访问美国时，出席白宫的宴席时特别邀请了桑塔格。�1989年，桑塔格作为美国笔会的主席，公开谴责伊朗悬赏追杀作家拉什迪。当时一些签名声援拉什迪的文化界人士在伊朗的威胁下已经开始恐惧和动摇，一些相关出版商和书店也感到自己受到了威胁。但桑塔格的勇气则使西方文化界最终能够把自由主义的理念贯彻始终，对抗专制的暴力。无怪一些人士指出，伊朗宗教领袖悬赏跨国追杀一个“异端”作家，这是伊斯兰原教旨恐怖主义的前奏。桑塔格是最早与之对抗的人之一。但是，在“9·11”后，她作出即时反应，称美国的媒体充斥着“自以为是的胡言乱语和彻头彻尾的欺人之谈”，并说“9·11”不是主流媒体所谓的“文明和自由受到了懦夫式的攻击”，而是“美国具体的国际政策和国际结盟方式的后果”。如果要用“懦夫”一词的话，就要用在那些在高高的天空上在人家无法还手的距离杀人的人身上，而不是用在那些为了杀人自己也把命赔上的人身上。她呼吁公众反省美国的政策，而不是为廉价的爱国主义所蒙蔽：“让我们一起悼念，但不要一起愚蠢。”�如笔者在《直话直说的政治》一书中指出的，当时的环境，使这样的言论很难被容忍。桑塔格本人立即受到舆论的围剿。ABC著名的晚间幽默谈话“政治不正确”的主持人BillMaher在9月17日的节目中重复了类似的言论，马上引来大公司撤消对该节目的赞助，被迫出来道歉。不久这个节目也关门。好在桑塔格是独立撰稿人，又已经奠定了自己的声望，没有人能够解雇她，文章还可以照发。�“二战”后，萦绕于对极权主义和战争的记忆，西方的知识分子，如萨特、罗素等，从书斋走向街头进行政治抗议，希望给社会提供一种道德的声音。桑塔格多少秉承了这一传统，成为反叛运动的一个偶像。不过，1980年代以后，美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60年代的大学生，从反叛的主力变为社会的主流，享受着优裕的中产阶级的生活。在里根主义之下，社会趋向保守。知识分子的关注点，从“主义”转向“问题”。那些出来为人类指引道路的，会被嘲笑为自以为是。所谓超越具体社会集团利益的公共知识分子，也被称为是一种“神话”。所以，桑塔格本人也不愿意自称为知识分子，而宁愿说自己是一位小说家、散文家。另外，多维媒体的迅速发达，使一小部分知识精英再难垄断公共话语，她起家的《党派评论》因失去了自己的位置而关门。桑塔格们越来越被边缘化了。�桑塔格不喜欢被人贴标签，不仅拒绝承认自己是知识分子，也拒绝说自己属于1960年代。但是，观其言察其行，她是地道的1960年代知识分子的化身。她有着那种先知先觉的道义承担，拒绝被“左翼”“右翼”之类的标签所化约，保持独立的思想和立场，并成为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一贯批评者。她属于笔者所谓的“波希米亚”式的独立不羁的文化人。�但是，到1980年代以后，她的读者，即1960年代的波希米亚式的不羁之士，率先结束了“流浪”和反叛，在社会上安顿下来，成为“波希米亚中产阶层”。她却继续游荡。她没有博士学位，只能在大学临时代课，作独立撰稿人，日子颇为清苦，直到1990年代经济条件才有所改善。不过，那时她早已疾病缠身。她的写作，实际上是在向死刑宣战。这样的经历，使她在其读者已经成为社会的既得利益阶层后，还能保持1960年代的反叛者的视角。说她是1960年代的绝响，恐不为过。�桑塔格之死，对中国的震动似乎比对美国还要大。这多少反映了她代表的那种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情怀和中国士大夫传统的共鸣。在美国，左翼媒体对她虽然赞誉有加，但右翼媒体则几乎不置一辞，仿佛她已经是个过时的人物，不值得一提。客观地说，桑塔格取得了某种世俗的成功，享受着一个知名作家的盛誉。但是，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她也看到了她的运动的失败。她究竟能够留下什么知识遗产，现在还无法判断。但是，她悲剧性的失败，多少反映了她这代知识分子的限制和弱点。�第一，知识分子是否能够站在社会之上、而不是生活在社会之中？他们是否能够超越其他利益集团和阶层而有一种更具前瞻性的知识和道德特权、为人类提供方向？从美国草根民主的脉络看，答案是否定的。应该说，现代西方社会确实是建立在18世纪启蒙思想家们的精神遗产上。那时知识分子确实可以扮演世俗化社会的牧师的角色。但是，那些启蒙思想家，是旧的等级秩序生产的精英。他们所提倡的启蒙精神，是建立一个不同于自己所生活的社会、每个人都可以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