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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儿”的时期，知识分子正在美国社会如日中天。霍夫斯塔德（RichardHofstandter）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1962年出版后一纸风行，并于1964年获得普利策奖。在这部书中，Hofstandter严格地把知识分子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区别开来。他借用韦伯的话，把一个人是“靠思想活着”还是“为思想活着”作为判别知识分子的标准。那些靠思想活着的人，不过是运用自己掌握的知识谋生，是脑力劳动者。那些为思想活着的人，才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角色，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从牧师那里继承而来的。苏格拉底说“未经反省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生活”，强调的就是这种思想的终极价值。�不过，Hofstandter接着说，知识分子并不是牧师。宗教的虔敬和知识分子的核心价值有本质的冲突。知识分子并不对某一套信条和“真理”有终极承担，而是保持着一种“游戏性”，这和Vablen所谓的“闲散的好奇”（idlecuriosity）颇为近似。因为真理一经被掌握，就失去了光彩。长期为人所知并被广泛信仰的真理，常常会随着时间成为谬误。简单的真理是索然无味的。太多这样的真理就会使真理失去其纯度。所以，一旦知识分子把握了确定的真理，马上就会变得不知足。知识分子的生活不在于掌握真理，而在于追求新的不确定性。一句话，知识分子是一种能够把答案变成问题的人。�事实上，Hofstandter的上述两段话，揭示了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和知识性两个层面。“为思想而活着”几乎把知识分子定义成了先知：知识分子成为启蒙主义击败了宗教传统后的现代社会中的牧师。而“游戏性”则描述着知识创造的过程，这一过程与固守传统价值的宗教形成截然的对立，暗示知识分子能够以其绝无仅有的探险精神指导人类走向不确定的未来。�这样的承担，并非没有原因。现代西方社会是建立在18世纪启蒙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之上的。但20世纪世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崛起。“二战”后，知识分子特别感到自己对专制主义的责任。如汉娜·阿伦特等等，穷其一生之力探讨专制主义的起源。在这样的背景下，俄国的知识分子传统，即所谓知识阶层（intelligentsia），作为世俗的牧师，代表社会良心与政治权力抗争，就对这一代人非常具有吸引力。知识分子常常觉得自己超于各种社会利益集团之上，用自己的知识和道德判断，指导“下面”的各个阶层和集团的活动，把人类带入健康的轨道。所以，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一动笔，就是人类未来、自由的前途、通向被奴役的道路等等包罗万象、高瞻远瞩的大题目。其中布鲁尔·二世（BertrandRussell）1963年的一段话非常典型：�“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阿登纳和戴高乐，麦克米伦和盖茨克尔，他们都在追求一个共同的目标：终结人权。你，你的家庭，你的朋友，和你的国家将被少数几个残忍但有权力的人的共同决定所消灭。为了赢得这几个人的欢心，所有私人的感情，公共的希望，艺术、知识和思想的成就，以及以后可能有的成就，都将被永远地清除。”�今天你要是听人说这种话，你恐怕会觉得这个人喝醉了。但这正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写照。他们对政治权力非常警惕，把自己看成是与这种邪恶的政治权力抗争的社会良心，是世界的最后拯救者，言行举止，充满了烈士般的英雄主义。�桑塔格正是被这样的传统所塑造。严格地说，她不是一个原创型的思想家，而是一个针对受过高等教育的阶层的文化普及性作家。这样类型的作家，在世家子弟垄断大学的传统精英社会地位并不高。但1960年代美国的高等教育急剧扩张，小民百姓的子弟纷纷拥入大学，挑战传统的WASP（昂格鲁撒克逊白人清教徒）阶层的世袭统治，拒绝因循既有权威，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反叛，造就了桑塔格的社会基础和她的成功。�

桑塔格与1960年代的终结（2）

桑塔格的一系列公共行动，都代表了这一有高等教育背景的新阶层的心声。比如她先到越南反对“越战”，成为左翼反战运动的一个重要代言人。但当人们已经把她定义为左翼人士和反共力量的敌人时，她又在1982年公开谴责波兰的戒严法是“戴着人的面具的法西斯主义”，让一些虔诚的左翼找不到北。1989年以后，当米洛舍维奇在南斯拉夫全面推行国家社会主义时，她到了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帮助组织抵抗运动，冒着实实在在的生命危险。她的作品，特别是“反对阐释”，预见了共产主义的失败。乃至匈牙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