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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过去习惯于小心审查，控制不期而遇的事情，但现在他们不得不巧妙的回答那些来自网络，由卡通角色以及穿着各种愚蠢西服的人们提出的问题。YouTube改变了美国的政治演讲，Google让所有候选人都无法否认过去所做的事情以及讲过的话。只需几秒种，任何有笔记本电脑的人都能查到候选人过去的职位，再花几秒时间，就能说出那些扭曲的事实，或者遍布整个网络世界的那些关于他过去自私自利的记录。无论候选人喜欢与否，坦诚的文化已经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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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权者说真话

那些能让人自由的真相，往往是人们不愿意听的。

——Herbert　Agar，《伟大时代》1942年

2002年，安然公司的莎朗·沃特金斯、世通公司的辛西娅·库珀和FBI的科琳·罗利，因为敢于对各自机构的高层直言进谏，获得了《时代》杂志“年度人物”的称号。正如《时代》所报道的，这三位荣耀的员工并不阿谀奉承，也不是为了出名，她们不想成为告密者，三个人——首先都是家里的经济支柱——是冒着丢掉工作和事业的风险做这些事情的。令人伤心的是，他们提醒上司，公司有严重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但老板充耳不闻，不仅如此，这些女性还因为她们试图挽救组织的行为而被边缘化、疏远、嘲讽、甚至恶语相向。那为什么他们还敢对当权者说真话呢？动机各有不同，但她们三位采取行动的原因都是因为看到的是不得不说的道德危机。用马丁路德金的话来说，“当我们开始对重要的事缄默不语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就要走向灭亡了。”

接下来四年多的时间里，美国财政部长保罗·奥尼尔、反恐专家理查德·克拉克，前部队总指挥官埃里克·辛赛奇以及白宫经济顾问劳伦斯·林赛大胆地向布什政府的重要官员说了真话，之后也遭遇了和沃特金斯，库珀以及罗利相似的命运。的确，几乎在所有的社会组织中——家庭，体育队，学校，企业，政府以及非盈利机构中——不顾权势等级，对比自己级别高的人说出令人不快的真话，这种经历有时是很恐怖的。尽管我们当中很少有人直接接触过类似安然公司那种规模的欺诈，但几乎所有人都曾对那些令人愤怒，鼓起勇气才能与之对抗的出头鸟产生过报复的怒火。90年代，我曾参加过一个研讨会，在会上我对拉姆斯菲尔德提出的一个主张的事实依据大胆地表示质疑，那时他还在一家公司做执行官。他跟在我后面，带着彻骨的寒意说，“没人敢质疑我！你知道吗？！”接着他补充说，“我不会犯错！”语气坚定不移。几小时后，我仍然不寒而栗，瑟瑟发抖。不久后，我知道了他想把我赶出公司的事。

对当权者说真话也许是所有伦理挑战中最古老的。当然，它是牵扯到个人安危的最让人害怕的事之一：从最初的人类到相对较近的种族首领，部族长老，国王，暴君，元首，黑社会头目，典狱长，街霸……都是靠暴力统治的。质疑他们的决定，无疑是拿生命做赌注。在2006年的电影《末代*者》（The　Last　King　of　Scotland）中，一个年轻的英国医生被描绘成一个鼓起勇气对抗伊迪·阿明（前乌干达总统）的人，在那之前，他一直对阿明的卑鄙行径视而不见，忠心耿耿而且很“识时务”。和大多数对抗阿明的乌干达人不同，这个苏格兰人死里逃生，但他还是遭到了暴君手下恶棍们的恐怖摧残。

古已有之的问题

索福克勒斯在公元前4世纪写的戏剧《安提戈涅》，很大的一个主题就是讲对当权者说真话的危险。没错，这部戏剧就是现代俗语“杀死信使”的来源。书的前半部分有一个情节，在克里昂国王的卫兵中，要抽签选出一位不幸的人，由他来告诉陛下：不仅他的侄女（准儿媳）违反了他颁布的法令，而且——在国王眼里这个要更糟糕——百姓团结起来支持她。（抽签）输了的卫兵连呼吸都困难了，他知道“没人喜欢带来坏消息的人。”克里昂最初怀疑卫兵这么说是因为有二心，之后在展示了一番令人害怕的傲慢和狂妄后，他十分不情愿的宣布，因为他是国王，上帝很明显是站在他一边的。

这部戏剧的美国读者不由自主的会想到理查德·尼克松臭名昭著的水门辩护，“同样的事，如果总统在做，那就是合法的。”克里昂不愿意听安提戈涅解释她为什么违反法令——毕竟她是一个女人，在那个男权社会，她的话很容易被轻视——同样，克里昂也拒绝聆听大众的声音，他认为那是软弱的标志，继而还会成为对他权利的威胁。最终，克里昂的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