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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国家主权必须统一归中央人民政府。“十七条协议”明确要求“驱逐英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第一条），因为英美势力一直在策动西藏独立，并把藏传佛教看做在中亚和大南亚反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是西方世界“遏制共产主义的屏障”。而“叶九条”“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也是“为了尽早结束中华民族陷于分裂的不幸局面”（第一条）。至于中央对港“十二条基本政策”的第一条就明确宣布：“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定“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第二，西藏、台湾和香港作为“独特”的地方政府，虽然直辖于中央政府之下，但拥有高度自治的权力。按照这个原则，对中央与特区的权力做出具体划分。其中，作为主权象征的国防和外交事务等权力，必须归中央人民政府，而特别行政权的具体治理事务由地方政府自己管理。西藏当时虽然有藏军，拥有很大的自治空间，但中央决定对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并将“西藏部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的一部分”（第八条）。中央对台政策上，容许台湾拥有自己的军队。但在香港驻军问题上，曾经引发一场风波。当时港人盛传外交部长黄华表态中央不在香港驻军，被邓小平斥之为“胡说八道”。小平明确指出，中央要在香港驻军。这不仅是为了宣示主权，更主要的是防止西方势力把香港变成颠覆大陆的基地，由此引发大乱。

其三，西藏、台湾和香港作为“自治区”或“特别行政区”行使高度自治的权力，因此拥有不同于中央政府和内地其他地方政府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比如“十七条协议”肯定西藏保留班禅喇嘛和达赖喇嘛作为政教合一的最高领袖的地位不变，其宗教信仰及制度不变，甚至西藏的农奴制也暂时不变。而对香港和台湾则保证两地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

其四，这些地方政府作为国家行政区域的一部分，通过全国政协和全国人大这两个机构参与国家管理，同时中央也可以委任这些地方政府领导人出任中央政府的领导职务。在全国政协和全国人大中，一直都有西藏、台湾和香港的代表。“叶九条”还明确提出，“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第五条）。

当时有人说是国家副主席职务。“十七条协议”和“十二条基本政策”中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这样的内容，但事实上做出了这样的安排。比如达赖喇嘛签署了协议之后，于一九五四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即被选举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班禅喇嘛被选为人大常委。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特首董建华卸任之后，被安排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其五，中央人民政府不需要这些地方政府或居民承担对国家的义务和责任，比如服兵役、纳税等等，相反中央在这些地方政府遇到困难时，有责任和义务予以支持。比如“十七条协议”规定，“军政委员会、军区司令部即入藏解放军所需经费，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第十六条）。“十二条基本政策”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保持财政独立。中央人民政府不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征税”（第八条），且“驻军军费由中央人民政府负担”（第十二条）。至于中央对西藏和香港经济援助政策，已经被人们看做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近年来中央推出的一系列对台商和农民的政策，也被看做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有效思路。

从上述五个方面的共同性，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思想实际上来源于毛泽东提出的和平解放西藏的思路，具体就源于“十七条协议”。然而，如果我们再深入考察“十七条协议”的精神，就会发现这套治理边疆的政治思路实际上发端于大清帝国。

中华帝国兴起秦汉，繁盛于唐宋，发达于元明清。大清帝国运用一套成熟的、灵活弹性的政教制度解决，将中华帝国治理边疆政制发展到极致，有效解决了唐宋以来一直没有彻底解决的边疆问题。这套政制的核心就在于在捍卫帝国主权的中央集权制度下，采取因地制宜的个别统治的政策：“以八旗制度统治满洲，以盟旗制度辖蒙族，以行省制度治汉人，以伯克制度治回疆，以政教制度驭藏番，以土司制度或部落制度辖西南苗夷，以及以宗主制度对番邦。”（转引自萧金松：《清代驻藏大臣》，6—7页）在此基础上，又在边疆各地派驻中央机构加以监督、控制和指挥边疆地方。比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