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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很幸福的事情，要在今天搞这样的全国免费旅游是难以想象的，时间和钱一样都不能少，特殊时代造就特殊环境。

饱览完祖国壮丽河山，黑子完成了他的伟大“著作”——《祖国革命形势一片大好》，这算是他自打娘胎出来写的最长的一篇“作文”，谈不上什么报告，肚子里边儿没货，绞尽脑汁儿，搜肠刮肚也挤不出个屁，苦思冥想几天不得法，急中生智：文章嘛，天下文章一大抄，于是乎七拼八凑，大抄特抄各地报纸摘要，再结合人民日报的社论，做出一些象征性的总结完事，很多字写不出来还要我帮他写，弄完一看，居然也似模似样。

回北京之后，黑子的文章在报上获得发表，我们两个被学校立为典型，做了几次报告会。

随着革命形势进一步如火如荼，更多的模范榜样涌现出来，久而久之，我们也被淡忘了。

渊源

从外地回来，感觉家是特别得亲切，有空就跟院里一群半大不小的毛孩海吹胡侃各地见闻，唬得个个一愣一愣的，觉得蛮有趣，但时间一长该说的说完了，能吹的吹尽了，听众都听腻了，我也懒得再讲。

整日价没事，就跟黑子和哥几个胡同里乱窜。天儿热去八一湖游泳，天儿冷了去什刹海溜冰，偶尔逛逛北海。晚上呆在部队礼堂看样板戏，可惜翻来覆去只有《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这么几部，搞得后来我们人人都能唱，就苦于没机会登台露脸。不过，人多热闹的时候，高兴起来大家伙儿也会在院里摆上几张桌子，自娱自乐，唱上一出。

黑子演杨子荣，我演座山雕：

“天王盖地虎！”

“宝塔镇河妖！”

“脸红什么？”

“精神焕发！”

“怎么又黄了？”

“防冷涂的蜡！”

“这么说你是许旅长的人了？”

“许旅长副官胡彪！”

“胡彪？许旅长有两件宝？”

“宝马快刀！”

“马是什么马？”

“追风黄骠马！”

“刀是什么刀？”

“日本指挥刀！”

“何人所赠？”

“冈村大佐！”

“在什么地方？”

“牡丹江五和楼！”

两个人一本正经，惟妙惟肖，总能博得满堂彩儿，那阵势可比今天的KTV热闹得多，不过黑子总不肯跟我换角色，让我过过做英雄的瘾，对于这件事我一直耿耿于怀。

再有的晚上，就去看看电影，去老莫（莫斯科餐厅）聚会。

但大多数的时候，无聊和空虚依旧占据了我们整个心灵。

就这样，一年的时光忽拉一下晃悠过去了。

1970年的春天来得很快，革命照旧，我们也面临初中毕业。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初中毕业要么参军，要么响应号召上山下乡去当知青，或者进工厂。不过我跟黑子对这些都没什么兴趣，还想继续过我们的逍遥日子。

两家家长一合计，得，那就继续上学吧，把我们俩安排到了军区子弟校读高中。

相对于地方上而言，这里算是极少数还能正常运转的学校，学生都是部队干部子弟，然而此刻也不比从前，停课闹革命的事时有发生，平常不用考什么试，因为从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国已经废除高考，高校停止招生，所以我们不用担心考大学的事情。再者，高中毕业参军对我们来说是很容易的事，当时的解放军，社会地位也很高。总而言之，学校的生活是相当得惬意，无比得轻松自由。

挨到初中毕业，放暑假的时候，我迷恋起看书，偷了我爹抽屉里的几十块钱，（当然少不了后来被发现，捆起来，挨了一顿狠揍）满北京城跑，收了几百本小人书，连环画，在胡同口练摊儿，弄了十来把小马扎，出租小人书，一分钱一本。

黑子也有了另外一项“爱好”：抄家。跟着造反派屁股后边儿东蹿西蹿，隔三岔五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往屋里搬，什么破铜烂铁，坛坛罐罐，都往家里带，整个就一拾荒匠，只差打小鼓儿。他不爱看书，我便让他把弄来的书都给了我，他也帮我留意。

趁着在家的时间，我读了个饱，什么《铁流》，《苦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怎么办》等等都是当时的主流小说，也不乏很多禁书，都是黑子抄来的，主要是资产阶级流毒，留不得，看过之后也就付之一把火烧掉。这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