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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人,在吴语中半和卓发音是相同的,呆又是“梅”字古写“槑”的一半,徐卓呆即徐半梅,哪里是卓而又呆,分明是聪而且慧,他的作品有《乐李阿毛外传》、《何必当初》等。
陈大悲先生,著名的话剧表演艺术家,戏剧教育家,和父亲在北京《世界日报》同事,以后又创办了北京第一所学习话剧的艺术学校,名称似乎是“爱美戏剧专科学校”,因手边无资料,记忆以及,不免有误,这个学校为北京培养出了不少早期的话剧人才。
钱化佛先生参加过辛亥革命,当过京剧演员、话剧演员、电影演员,最后又致力于绘画,成为著名画家,代表作为《大禹治水》,长达五六丈,一生主要画佛。
黄秋士先生是当时名噪大江南的演员,曾到北京城南游园演出,轰动一时,此人也能诗,但不幸中年夭亡。
父亲在“文明进化团”时,他第一次粉墨登场演出《落花梦》中一个生角,大家还相当满意,就是觉得他说话太快,有些慌张,又是一口江西加安徽口音的“官话”,观众听不大懂,后来居然演过《卖油郎独占花魁》的小生主角。父亲在剧团的时间虽然不长,也是“玩票”的性质,但由于剧团的流动性质,使他有机会到各处走动,接触了各阶层的人,积累了丰富生活,对他的创作,有很大的帮助。比如,他喜欢在小说中,设置悬念和戏剧冲突,刻画人物,又往往喜欢用小动作来提示内心世界和性格特点,这些都得益于他的舞台生活,他自己曾公开地说:“当我描写一个人,不容易着笔的时候,我便对镜子演戏,给自己看,往往能解决一个困难的问题。”①无独有偶,据说英国的狄更斯也有此习惯,在外国作家中,父亲最喜欢狄更斯,这真是有趣的巧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先生有言:“张恨水也可能是中国的狄更斯。”夏先生真是父亲的文学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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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代的挚友(3)
父亲对李君磐先生一直以师事之,执弟子礼甚恭,尽管他离开了戏剧界,还时常写信问候李先生,直至抗日胜利后,还和李先生不断音信往来。1956年,老片重演,北京各影院上演《夜半歌声》,父亲高兴地让我去买票,说是片中演经理的是他已经逝世的老师李君磐先生,可以通过电影看到李先生的音容笑貌。
张楚萍先生,是我们的本家,虽然大不了父亲几岁,却长他一辈。楚萍先生才气横溢,能诗能文,洒脱不羁,自称“疯子”,其性孤僻,多不近人情,其实是有志难酬,又为封建婚姻所困,所谓“社会家庭皆不见容”,转为把一腔忧愤,嬉笑癫狂,游戏人间。曾有一鸦片烟店的店主,名“钱有南”,请楚萍先生代撰一联,他不假思索,挥笔而就,联曰:“有土何须分南北,无钱莫吃这东西。”短短十四个字,把店主的姓名、职业、性格全部嵌入联中,天衣无缝,浑然工整,谑而不虐,店主人看了哭笑不得。楚萍先生为了逃婚,到上海求学,其父恨他不听话,断绝经济来源。他写诗一首讽父曰:“留得南村几亩田,年年纳税到官前;人生有产须当卖,寸土何曾到九泉。”1918年,楚萍先生不知为什么在英租界被捕,判刑7年,其妻闻知,把自己陪嫁田产全部卖掉,为其交款疏通,将7年改为5年,楚萍先生知道后,十分感动,决心出狱后,善待妻子,可惜他身体孱弱,第四年便死狱中,一个不羁之才,就这样被旧社会吞噬了!父亲对他夫妻的遭遇深表同情,曾无限痛惜地说:“封建婚姻,诚杀人之道也!”父亲为了缅怀楚萍先生,曾于1933年9月1日在上海《金刚钻》月刊创刊号发表《怪诗人张楚萍传》一文。
郝耕仁伯伯,安徽怀宁石牌人,长父亲10岁,前清秀才,老同盟会员,在上海父亲和他相识,他不遗余力提携父亲,父亲视他为良师益友,两家成为通家之好。耕仁伯父是“五四”时安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为传播新思想做出了贡献,为人狂荡不羁,饮酒赋诗,而且写得一手好魏碑,笔名大颠。
1917年的春天,“春风又绿江南岸”,倜傥不羁的耕仁伯父,约父亲一同出游,两人在安庆会面,到了上海,耕仁伯父借了点钱,尽其所有,全买了家庭常备药,父亲问他何故,他说要学《老残游记》中的老残,一路卖药,专走乡间小路,边看山水,边察民情,由淮河北上,入山东,达济南,再浪迹燕赵,直至北京。这个计划太浪漫了,让人怦然心动。耕仁伯父是老新闻记者,阅世丰富,他说行,父亲还有什么顾虑?于是便完全依他主张,收拾两只小提箱药品,便出发了。
他们由镇江渡江,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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