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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城，他漫步小桥流水，了解文风民情，陶醉在苏州特有的江南风韵中，并且学会了莺声呖呖的“吴侬软语”，使他在书中刻画江南人士时，能说一口道地的吴语。

在苏州，还有一件影响父亲一生的事情，由此种下文字因缘，那就是他的第一次投稿。父亲虽然清贫，但积习难改，每个月总要节衣缩食地省下两角钱，买一期《小说月报》看。他偶然在杂志的封底看到该社征求稿件的启事，并声明每千字3元。这个诱惑对他太大了，一方面是性相近，喜欢文学，人人都说他有文才，不妨试试；另一方面是穷，他需要钱。于是趁着学校闹风潮停课之际，就在理化讲堂上偷偷地写起应征小说来。父亲穷三日之功，写了两篇短篇小说，一篇是《旧新娘》，文言的，有3000字，写一对青年男女的婚姻笑史，是喜剧。另一篇是《桃花劫》，白话的，约4000字，写一个孀妇的自杀，是悲剧。稿子写好了，就悄悄地邮寄到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编辑部。他并没有幻想到会选中，因为在当时，他认为在《小说月报》发表文章的，都是了不起的大文豪，一个17岁的毛头小辈，怎能侧身其中呢？事出意外，四五天后，在父亲寝室的书桌上，放着一个商务印书馆的信封。父亲在大吃一惊之下，有些忐忑不安，想着一定是退稿信，又盼着不是，于是小心翼翼地拆开来看，不是退稿信，居然是主编恽铁樵先生所写的亲笔信，字迹很工整，信上说：“稿子很好，意思尤可钦佩，容缓选载。”父亲高兴得几乎发了狂，一个一文不名的无名后辈，居然可以和大文豪在一起发表文章，这本来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梦境，一下子成为了事实，真是心花怒放。他实在遏止不住心头的高兴，告诉了要好的同学，同学也为他高兴，父亲此后还和恽铁樵先生通过两封信。但是，且慢高兴，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一直等了10年，直到恽先生离开了《小说月报》，稿子也未见登出，这是父亲的第一次投稿，用他自己的话说，也是“作品的第一次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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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代的挚友（2）

稿子虽然没能发表，但恽先生的亲笔信对他的鼓励和影响巨大，可以说，引导他走向了文学生涯，父亲对恽先生是怀着知遇之感的。还有一件事，也须特别说明，就是在这次投稿中父亲署名是“愁花恨水生”，1914年，他在汉口再发表文章，就只用了“恨水”二字，这本是李后主词的“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句中的字，这个名字曾引起读者的兴趣和猜测，直到现在还有人和我说起“恨水不成冰”的故事，而且版本众多，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东野大伯对父亲还有个重大的影响，那就是介绍父亲到“文明进化团”去演戏，这真是开玩笑，他怎么会演戏呢？然而历史有时就是会开玩笑。民国初年，许多留学学生和年轻的知识分子，都喜欢演新戏（早期的话剧）和组织剧团，东野大伯在1914年左右，已经是响当当的“红角”了，他的艺名“张颠颠”在江南一带，几乎无人不知，以后他又改名“张愚公”，是剧团的台柱。

1913年7月，爆发了孙中山领导的###袁世凯的二次革命，蒙藏垦殖学校也因而解散了，父亲再次失学，东野看父亲飘流不定，就把他介绍到“文明进化团”。该团的主持人是著名话剧艺术家李君磐先生和陈大悲先生，李先生欢迎父亲去，倒并不一定要父亲演戏，知道他文笔好，可以帮着搞宣传，写说明书，月薪初步定为30元，这是有名无实的，根本拿不到钱，不过剧团的伙食相当好，不必为每日三餐发愁了，生活也相当丰富，以后又参加了苏州的“民兴社”，结识了许多新朋友，如刘半侬、徐半梅、黄秋士、钱化佛等，他们很投缘，保持了深厚的友谊。这些父执，都值得介绍，他们在学术上都各有建树。刘半侬先生，后来把“侬”字的“人”去掉，由半个我成了半个农，是著名语言学者、文学教授，后来同住在北京，时相往来，父亲1931年创办“北平华北美术专门学校”时，曾经邀请刘先生任教，刘先生称父亲为“大小说家”，并在对学生的演说中说父亲是“当今的小说大家”，说他的小说成就“超过了李伯元、吴趼人、曾孟朴那些人”。①由于刘先生的介绍，父亲又认识了他的令弟刘天华先生，父亲曾不无得意地对我说过：“我的月琴，是刘天华教的。”

徐半梅先生是清末留日学生，与李叔同、欧阳予倩等组织“春柳社”，演出早期话剧，不演戏后，寓居上海写小说，这便是大家所熟知的著名滑稽小说家“热昏十年斋主”徐卓呆是也。说起卓呆二字，也是很滑稽的，这是徐先生的游戏之作，他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