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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步。因此,他又来了个第二次修改,仍然把命意着重放在内战、削弱国本上。但是事隔十几年,当年内战带给人民的灾难的具体素材已不大记得,而从前搜集的材料又因8年的抗战,早已不知下落,只好把内战的内容改为主角故事的发展,并将回体改为章体,30回删去10回,又重新写了6章,变为26章,于1945年5月出版。父亲告诉书局,今后出书,以此为准,并要求将纸型销毁。《太平花》的两次大改写,反映了中国近代史上两次大事件,也反映了父亲在事变中的思想变迁,如果能把报上的连载,及第一次单行本、第二次单行本,都保存下来比较的看,是一件很有意思和很值得深思的事。
和《太平花》堪称姊妹花的是《满城风雨》,此书连载于1931年1月18日至1932年10月8日北平《新晨报》。这部书不仅揭露了军阀“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丑恶,而且也揭露了“外寇”残害中国人民的罪行。这里的“外寇”,当然指的是日寇。
这一时期,父亲创作的最主要御侮小说,还应是《弯弓集》。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一·二八”事变,使父亲感到可痛、可耻,于是他在1931年底和1932年初,用了两个月时间,写了这部《弯弓集》,他在自序中痛陈“寇氛日深,民无死所”,深感“心如火焚”,接着他说明写《弯弓集》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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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笔当枪的抗战者(2)
今国难临头,必兴语言,唤醒国人,必求其无空不入;更有何待引申?然则以小说之文,写国难时之事物,而贡献于社会,则虽烽烟满目,山河破碎,固不嫌其为之者矣。……吾不文,然吾固以作小说为业,深知小说之不以国难而停,更于其间,略进吾一点鼓励民气之意,则亦可稍稍自慰矣。
今国难小说,尚未多见,以不才之为其先驱,则抛砖引玉,将来有足为民族争光之小说也出,正未可料,则此鹅毛与瓜子,殊亦有可念者矣。
民国二十一年三月十二日,张恨水序于北京,时为革命家孙中山逝世七周年纪念,寒风怒号,黄沙蔽天,凄惨动人之际也。
我想父亲已经在序言中说明他写《弯弓集》的动机,本无需我置喙。但是需要补充的是,这部书的出版日期是“民国二十一年三月初版”,出版者“远恒书店”。也就是说《弯弓集》从动笔到出版发行,离“九一八”事变只有5个月,离“一·二八”上海事变不到两个月。由于我所见有限,虽不敢说《弯弓集》是第一部反映国难的小说,也可以说是最早的抗战小说,对于我们了解中国抗战小说史,是极有意义的。父亲为了再次说明写《弯弓集》的本意,他在“跋”中作了更进一步的说明:
恨水以糊口而治稗官之业,虽身长九尺,食粟而已。即言其文字,亦不过草间秋虫,月露晨风之下,自鸣自止,更何敢言思想之变迁与否?第以非战之人而作是战之篇,则其踌躇考虑,实不始于《弯弓集》。在吾方发表于报端之作,如《太平花》《满城风雨》二篇,已不惜推翻全案,掉其笔锋以是战矣。凡如此者,吾自认非矛盾之行动。盖以昔日中国内战不休,民无死所,吾人犹不非战,非仅为人道之所不容,而亦自觉置国家之创伤于不顾。至于今日,则外寇深入,国亡无日。而吾人耳闻目睹帝国主义者之压迫,为世界人类所不能堪。于此而犹言非战,更何异率吾民束手就缚之余,且洗颈而就戮?不愿就缚与就戮矣,则发扬民族思想,以与来束缚来戮者抗,理也,亦势也,更何疑焉?兄弟有斗于室者,唾涕泣而道之,苟能息争,谦让之,拜揖之,可也。一旦明火执刀者夺门而来,视耽耽而欲逐逐,方将奴隶犬马我兄若弟,虽焚吾庐,流吾血,倾吾家焉,吾亦死而后已,犬马奴隶,所不能为也。《弯弓集》之作,亦如是而已矣。
父亲在“自序”和“跋”中的语言充满着爱国主义和民族自尊,真是掷地作金石声!父亲用了两个月时间创作的《弯弓集》包括《咏史》诗七律四首,《健儿词》七绝七首,短篇小说《风簷爆竹》、《以一当百》、《最后的敬礼》、《仇敌夫妻》、《九月十八》、《一月二十八》(再版时收入);笔记九篇:《江湾送粥老妪》、《汽车夫胡阿毛》、《不歇劲》、《神枪手》、《盘肠勇将》、《两兵士》、《却里张》、《大刀队七百名》、《冯木匠》;电影剧本《热血之花》。
在小说里,父亲大力宣扬武装保卫祖国和民族精神;九则笔记基本上是真人真事,如把满载着敌人军火和4名日军的汽车开进黄浦江,人车同殉的胡阿毛,就是安徽人王亚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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