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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韩国等亚洲国家向美国倾销钢铁产品，“以出口来摆脱危机”的时候，美国的钢铁工人开始大量失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另一个主要受益者是跨国银行和华尔街的投机者。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受援国必须承担私人银行的全部坏债，从而慷慨地回报冷酷无情的金融投机者。①

奇怪的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直率的批评者之一却来自世界银行自身。世界银行前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称私有化计划为“贿赂化”。在接受伦敦《观察家》杂志的访谈时，斯蒂格利茨说，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利用世界银行平息本国批评声音的要求，很乐于出售本国的电力公司和自来水公司，“而不是反对出售国有企业”。“当看到只要把国有资产的售价减少数十亿美元，就有10％的佣金将打入他们的瑞士银行账户时，他们睁大了眼睛。”美国政府对此完全心知肚明，尤其是1995年俄罗斯国有资产的出售：“美国财政部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就像我们想让叶利钦再次当选为总统一样。我们想通过支持叶利钦的总统竞选而把金钱交给他。”这份来自美国总统前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揭露非常令人不安，因为美国自封为*的促进者。②

按照密苏里大学教授迈克尔？哈德森的观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本政策实际上是“以消除金融管制的幌子来促进资本逃离债务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银行的目标一直是提高其他国家对美国农产品出口的贸易依赖度，并因此反对其他国家的土地改革和粮食自给性。哈德森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描绘。1991年后，美国支持的“窃国者”对俄罗斯进行了灾难性的改革，并且在1997~1998年使亚洲和俄罗斯出现了金融危机。导致这些灾难和危机的政策来源都可以追溯到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错误的结构调整政策，而后两者是在美国经济外交官的坚持下成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③

对发展中国家的掌权者来说，这些话应该是关于这两个美国把持的机构的本质的警醒之声。发展中国家应该重新评估它们的发展战略，它们应该关注本国的自足、本国消费产品的生产和民族工业的发展。要不然，灾难就会不请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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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与国家经济发展：亚当？斯密对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

1846年，英国为了追求自由贸易做出了一个令人瞩目的举动。当时，英国议会废除了支持本国农民的《谷物法》。英国之所以单方面做出这种消除农业保护的举动，首要的原因是它没有说服外国政府相信它提供了一个互惠的协议：外国政府全都担心英国工业会支配它们的国内市场。但是，这也是伦敦有权势的金融和贸易利益集团向英国政客施加压力的结果，因为这些利益集团谋求对欠发达国家的贸易支配。这一步是在自由贸易的旗帜下完成的，就像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倡导的那样。①

到19世纪中叶，英国成为首屈一指的世界大国。由于拥有这种支配地位，伦敦的金融和贸易利益集团从世界贸易中获得了巨额的利润，尤其是在英国对华鸦片战争获胜后进行的印度——土耳其——中国鸦片贸易中。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正在掀开全球化的新篇章。①

随着《谷物法》的废除，世界各国的廉价农产品涌入了英国。英国的农民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因为外国的廉价农产品把农产品价格压到了最低水平。由于无力应对这种来自海外的竞争，爱尔兰的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开始移民到美国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英国的其他殖民地。①1845~1846年，爱尔兰土豆大饥荒是自由贸易的直接结果。土豆大饥荒对爱尔兰人民来说是灾难性的：据估计高达100万人死于饥饿和疾病，并且还有200万人沦为难民。英国对爱尔兰的政策始终是使它成为英格兰的粮仓，并阻止它发展成为一个独立、自足的工业国家。①

当英国的工人不得不与英国殖民地的工人进行竞争时，整个大英帝国的“廉价劳动力”时代开始来临，并且英格兰的工资开始下降。英国社会的两极分化更加严重，但伦敦的房地产公司、保险公司和金融银行机构却从这种贸易增长中获得了可观的利润。②世界贸易对英国来说是天赐良机，因为它控制了远洋航运业和世界船运业。英国的商船能够获得有利的保险费率，而其他国家的竞争者被迫以高得多的费率从伦敦购买保险。英国的商业银行——例如巴林银行和罗斯柴尔德银行——控制了大量的黄金，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