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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年年有增加。

如今48岁的周厚健已被描述为一个“海信的神秘主义者”，年轻时他曾梦想成为一名大学教师，有时也曾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名医生，结果他错失了这些梦想，并且为之追悔莫及。

这位年轻的董事长喜欢新的事物、新的技术、新的市场和新的领域。在一个现实生活与虚拟网络并存的时代，他痴迷于工业品，痴迷于制造业和精细加工。

他谦逊而超出年龄的慈爱，或许与海信愈来愈年轻化有关。在这个拥有数万人（包括销售人员和海外公司员工）的企业里，中层干部的平均年龄只有37岁，而子公司中层干部的平均年龄则低于27岁。由于倡导“亲情化”管理，48岁的周厚健必须用兄长的眼光来看那些成熟者，又以父亲的姿态来关注那些更年轻的人。

接管了青岛电视机厂权力两年后，1994年8月29日，周厚健开始有机会改变中国家电业的格局。他将青岛电视机厂变成了青岛海信集团。那时候他刚过完自己的37岁生日，而他“以资本家的眼光看待资本与市场”的观念，也成为企业界时髦的话。

那是周厚健的第一次孤注一掷，要知道作为一家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在1994年提出“以资本家的眼光看待资本与市场”是一件极冒风险的事。结果他赢了，这使他第一次体会到做家电业明星的感受。

1996年，周厚健再次面临孤注一掷。中国家电发展史会记住1996年3月26日，那一天长虹老总倪润峰宣布：长虹全面降价8％~18％，在国内率先推出以“红太阳”命名的29英寸大屏幕彩电，在具备与国际同步的技术、质量的前提下，比同类型国外彩电降价30％。

就在他发动价格战的时候，日本索尼公司“壁挂”式电视推向市场：长60厘米、宽38厘米，厚度只有3�7厘米，重量仅1�7千克，犹如一幅壁画。

那是长虹发动的第二次“价格战”，它造就了中国彩电业的第二个冬天。周厚健说：“长虹这次甩货，对它自己来说，显然是对的。它库存比较大，这样做可以加快资金回笼。对其他企业来说则显然是噩耗。”

周厚健则不以为然，他在降价之风甚嚣尘上的时候在人民大会堂大声宣布：海信不参与价格竞争，要以“高科技、高质量、高水平服务，创国际名牌”的发展战略对抗长虹的降价。后来，他终于承认说：“我不跟他（指长虹），一跟就落入了他的圈套，死定了。”

事实上，周厚健“不跟他”的决定做得异常艰难。

在1996年，每个企业都被价格战拖得筋疲力尽，许多彩电企业都宣布降价，在海信的会议室里，周厚健几乎每天都在与他的下属不停争吵该不该降价。对于海信来说，生死只在一念之间。谁也没说服谁，最后大家的看法是：降价是死，不降价也是死，不如到市场上去看看。调查的结果使他们做出决定，不降价。

他们当然也会采取措施，海信副总裁杨运铎那时候刚在山东临沂组建了办事处，他说：“长虹引发价格战后，海信因为不降价，价格与市场背离很大。”解决的办法，便是“三四月份成立大批办事处，山东成立了14个”，以推进海信电视机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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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信之芯（3）

那场血腥的战争与之后不停顿的厮杀所带来的延续，是整个行业的亏损。杀戮结束，长江以北电视机品牌溃不成军，只有海信存活下来。周厚健的孤注一掷，又一次赢了。

在1999年，长虹又一次孤注一掷地发动了价格战，周厚健又孤注一掷地以“海信无须降价”应对。那一次孤注一掷，倪润峰一败涂地，周厚健则在中国家电业领袖群体中确立了自己的位置。

就在那一年，周厚健在北京开人代会的时候发出了“经营者错位”的呼吁。头一年，他提出的则是产权问题。

4年前他兼任青岛市电子仪表局重要职务，他开会时曾说：“大家不要怕当资本家，我相信再过几年，拥有资本的、有投资能力的人将是受社会欢迎的。”

1999年春天，TCL高层访问海信，周厚健与李东生总裁促膝长谈，掏空肺腑：“海信的最大劣势就在于国有独资性质　，这使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做起来非常难。离开了产权明晰来谈企业长期稳定发展、谈把企业推向市场，往往是事倍功半。”

他要把自己想像为一个“资本家”，用资本家对利润的追求，来使百分之百国有的海信获得上升的力量。周厚健以“为政府打工”的身份，幻想自己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