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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水旱，辄倡先号召。指称报灾费用，挨户敛钱。……迨州县踏勘成灾，若辈又复串通乡保胥役，捏造诡名，多开户口……不能遂其所欲，则又布贴传单，纠合乡众，拥塞街市，喧嚷公堂。甚且凌辱官长，目无法纪。以致懦弱之有司，隐忍曲从。而长吏之权，竟操于刁民之手……

再者荒岁冬春之际，常有一班奸棍，召呼灾民，择本地饶裕之家，声言借粮，百端迫胁。苟不如愿，辄肆抢夺。迨报官差缉，累月经年，尘案莫结。

乾隆六年，广东、福建、江苏等地都出现了民众“闹赈”的事件。如广东潮阳等地米价昂贵，五月初旬遽行停止平粜，因而罢市，男妇拥挤县堂，恳求粜米。该县已许开仓，尚有不法之徒，拥入典史衙署，毁碎轿椅等物，督抚竟不奏闻。七月庚午，上谕：百姓罢市，闹入官署。此风断不可长，必应严加惩治，以儆刁风。

此时在皇上眼中，“冒赈”还不是主要问题，更大的危险乃在于“讳灾”。乾隆七年三月戊子，因江南准、徐、凤、颍等处连年被灾，发生了民人困苦，流离载道，至有茹草伤生者；而所赈户口人数遗漏甚多的现象。上谕：

从前那苏图等俱有讳匿之意，其意不过以地方有一二奸民希冀冒滥，借口渐不可长。所属州县官员则以为上司讳言灾荒，遂承奉意旨，以重为轻，以多为少，上下相蒙，而民隐不能上达矣，独不思小民之指称饥荒，望希恩泽者，不过数人。岂可以数人之诈伪冒滥，而使千百良善之民，饥馁穷阨，至不能完其家室，保其躯命乎。况多费钱粮之害尚小，而讳灾病民之害甚大。

仍欲大行赈济，而不愿因“一二奸民”，头足倒置，于基本国策有所改变。

八月乙巳，在江苏高邮、宝应、淮安等处却发生了例不在赈的城市居民及有力之家，聚众罢市抬神，哄闹公堂衙署，勒要散赈的事件。是月，谕：

奸民敢于倡乱者，良由平日之恩泽不逮，及至有事，威又不能伏其心；而或者务为掩饰以期无事，是以民不知惧耳。

所应行者，当“恩”、“威”并著。时任江苏巡抚徐士林病逝，其遗疏云：

愿皇上除弊政毋示纷更，广视听而中有独断，爱民勿使之骄。＇3＇

乾隆八年二月癸卯，谕：

上年上下江夏秋被水，朕恫瘝念切，蠲赈频施；又令兴修水利，整理河防；所费帑金，以千百万计，而无知愚氓，有以查赈稍迟，聚众强求者。且有并未迟缓，已得赈粮，仍随众扳号，希心分外者。更有狡猾之徒，本籍赈过，即携眷逃荒，复赴邻境留养，及至下月，又奔回本籍领赈者。甚而本非无业贫民，串通胥吏，混入赈册。或依藉声势，冒滥与赈。种种情弊，层出不穷。

而各属生监藉有贫生一体赈恤之例，即家非贫窭，亦冀邀恩。所求不遂，即从中生事，煽惑阻挠。身列衣冠，恬不知检。士习民风，浇漓若此。……不以荒歉为可忧，而以荒歉为可幸。恃特沛之恩膏，启无穷之希冀。本计不敦，骄风日炽，势将何所底止。习俗之漓，莫此为甚。

乾隆初政以来，一直以施行“仁政”而自居自傲，以“民”及“贫民”为其救济和赈济的目标。但“民”一旦拉近距离，似乎就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形象上也不那么“可爱”了。

果然，不久就有严重的冒赈现象被揭发出来。八年三月，钦差大学士陈世倌奏删汰上江冒赈情形：凤阳府属汰大口二万三千九百余口，小口一万三千三百余口；颍州府属汰大口六千四百余口，小口四千三百余口；泗州并所属汰大口一千九百余口，小口四百余口。共大小五万余口。

随即，闹事的矛头又指向了“富户”人家。八年五月己酉谕：

周急之道，出于义举。百姓众多，良顽不一。若出示晓谕，勒令蠲粜，则奸民视为官法所宜然，稍不如意，即存攘夺之心，其风断不可长。

近闻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东等省多有此等案件。夫拥仓庾以自利，固属为富不仁。而借赒恤以行强，尤属刁恶不法。

其后，闻得江西地方，米价昂贵，奸民屡有聚众抢夺之事。六月癸酉，谕：朕观近日各省督抚，见朕加恩百姓，于地方一切事务，凡有可邀民誉者，一概丐恩请宽请免，以见其为民请命之意。

十月乙亥，因迩来福建辱官殴差之事，源源有之，上谕：朕细察其故，大抵因州县官姑息养奸，每遇恶棍不法等事，辄私自寝息，以图省事，并不申报上官。而上官又复苟且消弭，不行究诘。养痈贻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恤民之与惩奸，二者原相济为用。若两者俱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