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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由敦撰拟。国书则有舒赫德及大司马班第，蒙古文则有理藩院纳延泰。

＇2＇　参见白彬菊（Beatrice　S·Bartlett）：《君主和大臣：清代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洛杉矶，伯克利，1991，第276～278页；它显示出乾隆朝的军机处与雍正朝实有很大不同。

＇3＇　乾隆六年五月庚寅谕，《高宗实录》卷143。

＇4＇　据刘心武考佚，弘皙一党在乾隆初年颇有活动，甚至在乾隆四年曾打算刺杀皇上，参见《刘心武揭密＜红楼梦　＞》，东方出版社，2005。当然，安在他们身上的罪名也未必就是朝廷公布的那些，而另一方面，若按时下的观点，所有这些“考证”都是无法“证实”的。

＇5＇　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癸丑谕，《高宗实录》卷576。

＇6＇　乾隆五年四月谕。

＇7＇　《御制诗四集》卷59，《怀旧诗·五词臣·张照》，乾隆四十四年。

＇8＇　参见《啸亭杂录》卷6《张文和之才》，据昭槤云：“当时，颇讥其袒比同乡，诛锄异己，屡为言官所劾，然其才干实出于众”云云。

＇9＇　《啸亭杂录》卷一《不喜朋党》：胡阁学中藻为西林得意士，性多狂悖，一张党为寇仇，语多讥刺。上正其罪诛之。盖深恶党援，非以语言文字责也。

＇10＇　以上参见刘风云：《乾纲独断》，《乾隆皇帝全传》，学苑出版社，1994。

＇11＇　乾隆六年七月辛未谕。

＇12＇　不过“惟织造、关差、盐差等官进贡物件，向系动用公项制买，以备赏赐之用，与百姓无涉，不在禁例”。

＇13＇　《高宗实录》卷138，乾隆六年三月癸酉谕；随后不久，山西复题参知府知州五员。

＇14＇　乾隆十四年九月壬申谕。

＇15＇　以上参见白新良：《乾隆皇帝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页77…83。

＇16＇　《啸亭杂录》卷1《不喜朋党》；《水窗春呓》卷下《部吏口才》：彼时不论君子小人，在上在下，皆有才略智术，故办事如火如荼光焰万丈耳。国家全盛，此则关乎气运也；又见其《古人干练》条。

＇17＇　雍正十三年九月壬申谕。

＇18＇　乾隆十三年八月甲子谕。

＇19＇　乾隆九年三月谕。

＇20＇　乾隆九年五月谕庚子谕。

＇21＇　乾隆十三年七月辛丑谕。

＇22＇　乾隆九年七月庚子谕。

＇23＇　参见高王凌“叫魂案之前因后果”，《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海洋出版社，北京，2002。

16。民玩

乾隆初年，随着国家赈济活动的大幅度增加，民众“闹事”也增加了。它形成了一个“风潮”，主要发生于乾隆初年，特别是乾隆六年至十三年这一个时段。目标也不是一般的“闹粮”，还有“闹赈”、“冒赈”。其中与日常平粜有关的，主要是一些小规模的骚乱，其目标是希望政府更多地增加一些低价粮食的供给。＇1＇参加者多为经济作物种植者、手艺人、雇工以及营兵等，而非粮食生产者。规模一般不过几十人，很少至百人以上，这是与其它闹粮事件颇为不同的。它也不应称之为什么“人民反抗”，＇2＇而不如说是他们的“反行为”，可能更切近些。看来正是政府赈粜“福利”的扩大，反而增加了这一类的“需求”。问题就摆在这里：是为此而建立更多的“福利”措施，以及更大规模地扩大仓储，以至把政府干预扩大到极致呢（这将带来严重的费用及其它问题）？还是寻求其他可以行之久远的解决途径？

在处理此事时，朝廷矛盾重重，也经过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乾隆四年六月，安徽巡抚孙国玺即曾“批饬预期报旱之怀宁等县愚民，及审究哄堂求赈之芜湖县劣衿等”。得旨：览奏，朕怀诚慰。汝所办理，亦觉得中，可嘉之至。

八月癸卯，禁刁民敛钱告赈传单胁官恶习，谕曰：

朕即位以来，偶遇水旱灾伤，真视为己饥己溺，百计经营。散赈蠲租，动辄数十百万，此薄海内外所共知者。无奈外省官员多言，屡赈之后，民情渐骄，言念及此，殊可痛恨，即如今年江南地方，初夏未雨，即纷纷具呈告赈。是不以赈为拯灾恤困之举，而以赈为博施济众之事矣。

更有一种刁民，非农非商，游手坐食。境内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