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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文宗的，上面记载了湖南的一桩杀人案。言官把这件事看得非常严重，认为应该立即查处。

作为一名刚刚经历过战火的清廷大员，区区杀人案，在张亮基的眼里，根本算不了什么。他更看重的是全省的防务。因此，他接到这份公文时，沉吟半晌，不知该不该发下去办理。

他早就知道，毗邻长沙的浏阳，有个名叫征义堂的会党。这个贫民组织从1834年就已存在，首领叫做周国虞，还有曾世珍和邓万发两名副首领，都是浏阳东乡人。

征义堂的创立，是因为道光年间有个名叫钟人杰的人在湖北通城造反。由于通城距离浏阳不远，周国虞便以兴办团练抗拒造反军队为名，招聚部队，练习刀矛，制造枪炮，形成自己的势力。浏阳有很多百姓加入征义堂。历任县官担心征义堂闹事，不敢过问。上级询问起来，他们报告说：征义堂只是为了保卫家园，没有异心。

周国虞手下的两万多名会众，劫掠私斗。不过，在太平军进入湖南以后，征义堂并没有轻举妄动。张亮基想：如今征义堂并没有起兵作乱，何必兴师动众去逼他们造反呢？

那么，御史为什么如此重视这个案件呢？那是因为，太平军刚刚进入湖南时，周国虞虽然没有跟着起兵，但他派人与太平军暗通消息，准备起兵响应。太平军包围省城长沙时，周国虞派密使往来浏阳与长沙之间，和太平军互通书信。

太平军的密使被浏阳团总王应苹所部湘勇捕获，周国虞等人给太平军的回信，落到了王应苹手里。周国虞见事机泄露，害怕王应苹向官府举报，便以保卫县城为名，派部队进驻浏阳城，封存粮仓，添制武器，对王应苹形成威胁，不许他向官府告密。

然而，周国虞没有料到，他的手下邓万发和曾国珍将王应苹杀人灭口，公然与官府和乡团作对。

上年10月份，各乡团勇在踏浒集结，即将向征义堂进攻。周国虞便派出六十人的先锋部队，驻扎在杓形，阻遏乡勇。又调动会众，准备出击。不久，周国虞的先锋被乡勇消灭，他便率领会众集中在古港、穴山坪和宝盖洞一带，扼险自守。

浏阳知县非常懂得为官之道，也深知征义堂势力强大，担心自己惹不起，害怕事情闹大，便把王应苹一案压着不办，一再向上面辩解，说周国虞并没有造反的迹象。

张亮基听了知县的意见，也担心征义堂人多势众，缉拿周国虞的人，非得兴师动众不可。他还得到报告，浏阳县衙里的小官们，有许多是征义堂的成员，就连省城官府里，也有征义堂的耳目。真要发兵攻打，牵扯面会很广。想到这里，他打算上奏清廷，表明自己的看法：犯不着为了一个杀人犯大动干戈。

但是，他想了一想，又觉得不妥，担心文宗怪罪他姑息和太平军有联系的会党。他跷着腿躺下思索了一阵，忽然跳起来说道：“我决定了！”

他所做的决定，就是把这件事交给左宗棠办理。但是，他对任何人都只字不露。浏阳人到省城告状，张巡抚都不予理睬。浏阳人无法，只得到邻省江西的官府寻求援助。

江西巡抚张芾和已被清廷任命为帮办团练大臣的在籍尚书陈孚恩，给张亮基发来公文，请他发兵捕治征义堂。张亮基还是置若罔闻。他只派了通判裕麟前往浏阳查办，但左宗棠暗中派了典史孔昭文和武举诸殿元乔装改扮，奔赴古港、山光洞和宝盖洞等地，侦察征义堂根据地的交通和地形，掌握了征义堂首领们的姓名住址。

1853年，咸丰三年（4）

左宗棠写了一封绝密的函件，附有浏阳地图和有关征义堂的各种情报，送给已在湘北镇压了晏仲武造反武装的江忠源。他向江忠源传达张巡抚的命令：立刻带兵去收拾征义堂。他要求楚军不要暴露进军的目的，谎称到平江追击晏仲武余部。到浏阳部署兵力之后，再张贴告示，利用强大的宣传攻势和武力威慑，力争招安。正式的命令文件，等到江忠源到了浏阳，再给他补发。

左宗棠对征义堂的情况了如指掌。他认为，省城附近存在一支随时可能造反的军队，对清廷的政权是莫大的威胁。情报显示，征义堂虽然人多，但铁了心要造反的不过几百人，其他的人都可以分化瓦解，因此他对这次部署是充满信心的。

1月22日，楚军从巴陵出发，经平江来到浏阳。赵知县认为楚军此来，是为了镇压征义堂，便向江忠源打听，楚军将向何处进军。江忠源说，他是奉了巡抚的命令，前往江西，等到长沙运来粮饷，部队就会开拔。

过了两天，楚军在县城东边的冯家岭扎营，张贴告示。江忠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