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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市长》（沙叶新作）、《东进！东进！》（所云平等作）等。

我记得老诗人艾青举起大拇指说：“戏剧创作了不起！”

我记得老作家丁玲对我说：“这两年戏剧创作走在了最前面。”

我记得文艺工作的老领导周扬在一个会议上说：“各种艺术形式中，戏剧，特别是话剧最活跃，而且最有成绩。这不仅是‘四人帮’统治十年中不可能有的，也是十七年时期所没有的。对这一点，要有充分的估计。”

1979年整整一年所展演的一百三十七台剧目，标志着戏剧创作的空前繁荣。它不仅是一种文艺现象，更是一种历史现象，只可能出现在摧毁了“四人帮”的文化专制，思想获得解放的这个社会转型的历史时刻。中国的戏剧工作者在十年“文革”中经受了太多的精神苦难，同时也在政治大封闭中经受了最严峻的磨炼。他们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更紧密了，对人民的政治愿望和生活的艰辛也有了更深切的了解。十年的社会大动乱，各种各样触目惊心的社会现象，不但使他们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并且促使他们对中国的现状和历史进行冷峻而深沉的思考。他们的心中燃起了对新时代的热烈向往，产生了不可遏制的艺术创作的冲动。因而话剧创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形成了新时期文艺创作的第一个高潮，这是文艺思想拨乱反正的必然结果。

1982年末，吴雪同志和我受聘联合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戏剧集》，我们经过多次讨论，选辑了十四部话剧作品，八部戏曲作品，并且把我们对这一个时期戏剧创作的成就和特点的认识，以及它对中国戏剧发展的意义，都扼要地写进书前的那篇《导言》里了。

1979年10月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和邓小平同志在会上的祝辞，无疑是中国文艺迈进一个崭新时代的重要的历史性标志。

1980年2月，在胡耀邦同志的关怀下，又由中国剧协、中国作协、中国影协联合召开了“剧本创作座谈会”，围绕着当时引起激烈争议的三个剧本：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又名《骗子》）、电影《在社会的档案里》和《女贼》，展开讨论。我参加了这个座谈会，聆听了全部发言。这几个作品都很尖锐地触及到了我们社会的弊端，《骗子》更揭露了干部的特权，因此许多人难以接受。有的人批评这几个剧本的发言是很动感情的，言词也很激烈，的确反映了在那个特定的时期人们的某些真实情绪。社会在转型，旧的秩序被破坏了，旧的观念被冲毁了，出现了许多人们还感到陌生的社会现象。特别是像我这一代人，在长期的政治压力下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政治敏感，近似于一种条件反射，遇到一个新现象、一部新作品时，先要问：是姓“资”还是姓“社”？是“左”还是“右”？是“革命”还是“自由化”？这些前一个时代遗留下的观念和思维习惯，看来还会继续地缠绕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断地争议，甚至不断地斗争。

这个座谈会最值得纪念的，是胡耀邦对座谈会的关怀，和他极力倡导的平等自由的讨论，以及他最后发表的长篇讲话。

2月12日和13日两个半天，在京西宾馆的大礼堂里，文艺界一千余人聆听胡耀邦的讲话。他分八个论题详尽地阐述了文艺工作者要正确地认识社会现实，文艺创作的题材无比宽阔，文艺作品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要培养一支敢想敢干、百折不挠的文艺创作大军。他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需要有三个高峰：思想理论高峰、科学技术高峰、文学艺术高峰。80年代是向四个现代化迈进的开始，也是我们文艺界向新的高峰迈进的开始！

最激动人心的，是他以党的最高领导人的身份，用响亮的声调，激越的情感，挥动着手臂，向大家庄严宣布：“我们的党要发誓，坚决不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把作家打成反革命！”全场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人们热泪盈眶，庆幸那个借文艺批评之名对作家实行残酷迫害的可怕年代终于一去不复返了。

进入8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革，人们的文化生活方式发生变化，电视机进了家庭，剧场的观众逐渐减少，戏剧面临新的困境，创作高潮逐渐平息下去。

这时，金山先生和我有了一次极富启发性，并且对我往后的工作产生很大影响的谈话。谈话的主题是戏剧界要重视电视剧的发展。他预见到随着电视机的普及，电视剧将成为拥有最多观众的一门崭新的戏剧形式。他引导我把艺术目光转向正在兴起的电视剧。

金山，不但是一位杰出的表演艺术家，也是一位很有远见、思想极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