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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部长，他是“二流堂”“小家族”右派集团的专案组长，1958年“反右”运动结束时，由他代表党组织向我们宣读政治结论书和处分决定。不幸在“文革”中他反被诬以包庇“二流堂”右派分子而遭受惨无人道的鞭打，被迫害而死。为他举行平反昭雪的追悼会的那天，是一个阴雨的日子，我怀着忧郁的心情赶到八宝山公墓礼堂，默默地望着他的遗像，心中涌起一种莫名的伤感。

在这些日子里，我常被一些历史的联想所激动。因为我有幸参与了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最盛大也最重要的两次戏剧展览，它们对我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一次是在抗日战争的最后一年，1944年在桂林举行的“西南剧展”，我那时还是一个十四岁的对戏剧充满向往的少年。这个剧展最有力地展示了中国剧人的爱国热情、不屈意志和战斗精神，它对我的成长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二次就是1979年为庆祝建国三十周年而举办的为期一年零一个月，共演出剧目达一百三十七台之多的“献礼演出”，它标志了中国戏剧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而同时又是我经历了二十五年的坎坷岁月之后，重又获得艺术生命的一个新的起点。我重归剧坛的这一年已经四十九岁。

两次戏剧展览相隔了三十五年，是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环境里举办的。但我作为一个亲历者，不仅看到了这三十五年间中国戏剧的历史发展，而且感受到了它们之间的精神联系和艺术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西南剧展”是由田汉、欧阳予倩、熊佛西、瞿白音等进步戏剧家在党的领导下举办的，那时民生艰困，国土破碎，日寇正步步紧逼西南。在这样的情势下，爱国的剧人们从各地聚集桂林，演出一出出激动人心的抗日救亡的戏剧，用戏剧的艺术力量鼓舞人民。我至今还记得剧展开幕式那个晚上的情景。一千多人聚集在一个破旧的戏院里，首先由欧阳先生报告筹备经过，接着由国民党官员致辞，最后田汉先生讲话。他从衣袋里拿出一份在抗战中死难的戏剧工作者的名单，念着一个个的名字，请大家不要忘了他们。这时会场里已听到哭声，气氛是那样地庄严而又热烈。这次剧展进行了整整三个月，近三十个剧团演出了四十多台剧目。我记得许多剧团的大哥哥大姐姐都挤睡在地铺上，啃着一块大饼，没有一个叫苦的，他们在舞台上生龙活虎，扮演着各种角色。那些日子，桂林的市民们都拥向剧院，整个城市被一种浓郁的文化气氛所笼罩。我，一个少年，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和戏剧精神的感召中成长起来。

三十五年之后，我又参与了一个更盛大的戏剧展览，我又投入到了一个激荡的时代浪潮之中，强有力的戏剧精神又一次赋予了我新的生命力。

我写的第一篇剧评，发表在《红旗》杂志上，题为《思想解放的艺术花朵》，是评论话剧《报春花》的。这个戏创作于1979年春天，它真是一朵新时代的报春花。作者崔德志和我是同代人。他把多年郁积在心中的愤懑，通过一场尖锐的戏剧冲突倾泻了出来，激起了万千观众的强烈共鸣。他塑造了一个默默无闻勤奋劳动的青年女工的形象，她在工作中创造了奇迹，但她在生活中却受人歧视。就因为她的爸爸是“历反”，她的妈妈被划为右派。长期在中国流行的“唯成分论”“血统论”，把一个人的出身当作判断一个人的价值的主要标准，不知使多少中国人受到压抑，不知埋没了多少人才，造成了社会多大的不公正！现在《报春花》冲击了多年统治着中国的这种旧观念，怎能不激起广大观众的欢呼呢！

记得老作家陈荒煤看完戏后，很激动地对我说：“这是一个关系到千千万万青年的命运的大问题啊，它是我们的戏剧创作中还从没有表现过的题材和主题。”

在我参与编辑的几十期《会刊》中，发表了各地来京参加演出的人员及时写的大量的戏剧评论。它们评价了每一个参演的剧目。像当时最受好评的现实题材的话剧《救救她》《权与法》《未来在召唤》《向前向前》《这里通向云端》《撩开你的面纱》《婚礼》《姑娘跟我走》等等，和这些现实性极强的戏剧作品同时出现的，是另一个创作潮流，一大批话剧作品塑造了老一代革命家的艺术形象，一幅幅中国革命的可歌可泣的历史图景生动地展现在观众面前。这个潮流的出现，也是针对着“四人帮”的，因为他们篡改历史，抹杀老一代革命家的历史功绩。代表性剧作有：《曙光》（白桦作）、《陈毅出山》（丁一三作）、《报童》（邵冲飞等作）、《西安事变》（程士荣等作）、《彭大将军》（王德英等作）、《朱德将军》（车连滨等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