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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麻木了，我感觉到这是我精神崩溃的开始。饥饿，使我从生理上开始崩溃。当一个人啊，他在生理上崩溃以后，他已经没有精神上的需求了。我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很卑贱的小动物，除了这种原始的要求以外，我什么都没有了。走路也走不动了，腿子也浮肿了，唯一的想望就是多吃一口，多吃一口窝窝头，到哪儿都是为着找一点吃的东西，所有的人都是这样，不是我一个人，所有的人都饿得要疯了。

解说：从1961年夏天开始，杜高所在的农场就笼罩在大饥饿的恐慌之中。灾难首先降落在那些年长者、体弱者和患病者身上，然后是那些像杜高一样的年轻人。幸运的是，杜高生存了下来。

杜高：我没有死在那个冬天是个奇迹，为什么呢？那年冬天我大量地咳血，血吐得很厉害，没有药啊。因为我原来有过肺结核病，不知道是不是肺结核病又犯了，或者是我得了别的病了。但是我并不很恐怖，没有药吃，每天还要出工，虽然干不动什么活。

有一天早上起来，我忽然觉得胸背疼得手都抬不起来了，这时别人都已经穿好衣服排队去了，队长在点名了。哎呀，我动不了了，我不能穿衣服了，我坐在那里呻吟。这时班长跑了进来，说：你怎么搞的？就拉我下炕。我说：我今天不行了，我这个胸和背呀，疼得简直是，手都不能抬了。他说：那也不行。他就用力帮我把棉衣穿上，拉着我去排队。到了工地，我就靠在冰冻的土坡上。这时队长过来了，说：你怎么不干活？我向他求饶了，哀求他，我说：不是我不愿意干，我实在是不行了，我这个背呀、手呀都动不了。他呵斥我：干活去！你们这些右派呀，就是会搞这一套，会找理由，你赶紧给我去干活！你们那些花言巧语，你干活去！我没有办法了，只得咬牙跟着队伍干活，实在是干不动了。

解说：1962年的春天来了。杜高和几百个右派劳教分子一起转移到另一个农场接受改造。比起以前的劳改农场，这里的条件要好得多。

杜高：我记得我刚到那个队的第一天，来查房的那个队长看我还躺在炕上，一个罐头盒子，摆在枕头边，因为我晚上咳血，他一看，满满的一罐头盒子血，那个队长姓高，叫高队长，他很同情我了，他把眉头一皱，低声地说：你不要出工了，你到病号组去。我记得这个话，因为劳动教养以来的这么多年，这个队长第一次用这么和蔼的语调跟我说话，这是第一次，我很感激他。那以后，我就没有出工了。

陈晓楠：大饥馑的严冬终于过去，杜高和一群在饥饿年代幸存下来的难友又被带到了北京南郊团河农场继续劳教。在“继续教养三年”的时间里，杜高忍受各种困苦，希望能够如期地解除劳教。可是到了1964年，在他劳教期满的时候，却没有人向他宣布解除劳教的决定。杜高说：这样算起来，从1958年的不定期劳教，到1961年的延期三年，再到这一次的无限期的延长，组成了我的劳动教养三部曲。在这漫长的十一年半的时间里，杜高几乎走遍了北京市公安局管辖的所有劳改单位，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老号”。每一年，杜高都要填写一张解除劳教申请表，一张张表格，一年年照抄下来，几乎一个字都没变，唯一变动的是杜高的年龄，每填一张，便长了一岁。

解说：时间到了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不过，身处劳改农场的杜高并没有受到多大冲击，他从“专政对象”变成了“保护对象”。

杜高：我非常感谢这个劳改农场，因为什么呢？事情很妙，中央“文革”有一个规定，不许冲击专政机关，不许冲击监狱。红卫兵什么都可以冲击，党政机关、学校电台，不管什么地方都可以冲击，但是有一条，监狱是不能冲击的。我们那个队长就跟我们讲：你们要好好地老老实实干活，我们保护了你们。红卫兵要来啊，听说这里有个右派队，有几个著名的右派，红卫兵来了拿皮带可是要把你们都抽死的。他说：我们拦住了，不许他们来，他们要来了，你们一个也活不了。我们很害怕呀，提心吊胆，还好，我们在这个劳改农场里被保护起来了。这个事是非常妙的，很有戏剧性的，事物转到了它的反面了。

解说：虽然杜高并不在“文革”风暴的中心，虽然他在劳改农场得到“特殊保护”，但是这场“革命”还是让他无时无刻不感到神经紧张，因为国家政治动向的变化，也关系着他的个人命运。

杜高：我从《人民日报》看到文章，《人民日报》一个整版。我看了以后，简直觉得我这一辈子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因为什么呢？到了“文革”，我已经劳改了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