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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不是我记忆中的身为外交官和学者的父亲。但他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虽然干的是农活，政府每月还付他近200元的工资。当地农民一天的工分才8分钱，即使每月干足31天，也不过挣不到2块5毛钱，所以那时农民都欠生产队不少钱。

母亲的变化更大。过去人人都说她比实际年龄小10岁，她本身段苗条，烫一头卷发，脸颊红润，考究的衣着，配上精心挑选的饰物挂件……现在这一切都去影无踪。3年时间，母亲变得像一个十足的“黄脸婆”，45岁的年纪，看上去快60了。她的背有点儿驼，走起路来一瘸一瘸的。脸肿肿的，嘴唇发紫……我见母亲这般模样着实大吃一惊。

“究竟什么事使她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变得面目全非？”我忍不住想问，但我若真个动问，母亲一定不高兴。我只好东猜西猜：因为高血压，或是更年期，或是近期在腿上开刀，割了一个瘤于，听说她还崴了脚……是不是得了什么病尚未诊断出来？村里又没有医生，她恐怕很难适应艰苦的农活。但依她要强的性格，这些她都不会承认的。也许还有其它原因：家人天各一方，诸事都艰难。

搬家以及维持一家三地的日用开支，母亲卖了她的几件首饰。最后连镶有钻石的结婚戒子也卖了。二姨知道这件事，偷偷告诉了我，“文革”来临时，二姨为她保管这些东西。戒指在一家二手店只卖了100元，“简直像抢一样。”二姨看不过眼，愤愤地说。但母亲还是把它卖了，因为她刚接到我的一封信，信里说我需要一件羊皮大衣。

母亲在回信中没有提过戒指的事，但她详细描述了买这件大衣的壮举。头天晚上，她在二姨家用几把椅子拼在一起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5点她便搭头班车去东四的人民商场。母亲到商场门口刚6点，已经有人在门口排队了。母亲暗自叨念，希望商店那天有几件羊皮大衣出售，而且前边排队的人都是买其它东西的。1968年，几十万北京知青奔赴东北、西北和内蒙古，这些地方都极其寒冷，一时间，人人都需要大衣，越厚越好。结果羊皮大衣脱销，在北京所有商店里都难觅踪影。

7点后，等的人越来越多，队开始乱了，所有人都像沙丁鱼罐头一样在大门前胸贴着背。8点整，门开了，母亲跟在别人后边一直朝店里跑，来到出售大衣的柜台。她一眼看到柜台后挂着几件羊皮大衣！太棒了！母亲急奔过去，拉下一件看上去最厚的，双臂紧紧抱着。其他人也迫不及待地搂住一件，他们都是家长，每个人都抱着一件大衣，仿佛抱着的是千里之外在寒风中冻得发抖的他们心爱的孩子。母亲高高兴兴付了钱，大概85元，像刚在一场决定性战役中凯旋的将军。

如果母亲1968年时是为我操心，后来她对小炼和小跃则更加牵肠挂肚。但是她和父亲“学习”的五七于校规矩森严：除非奔家人的丧事，任何人不得离开村里。1970年母亲甚至没机会在她父亲弥留之际见他最后一面。

我从村里回来在北京探望了外祖母，听她数落母亲：“她怎么这么没有心肝？你知道你外公最喜欢她，把她当掌上明珠，送她进上海最贵的中西女子中学，又送她上全国最好的燕京大学。你外公1949年没跟公司迁去香港，提早退了休，也是因你母亲一句话，说他应该留下来。后来我们又从上海搬来北京，就想离她近一点。到了他临终前，想见你母亲最后一面，拍了一个、两个、三个电报，可她总也不露面！她难道要和我们划清界线，因为她是党员，我们是资产阶级？你外公真是死不瞑目……”

外祖母边说边掉泪，不停地讲了两个小时，我向她解释于校的纪律，但她根本无法理解，我只得静静地听下去。外祖父去世后，外祖母非常孤独，我很同情她。可是我与她略有芥蒂，因为20年前她让奶奶辞退二姨，用一个她们从上海请来的职业保姆带我。对此二姨和我一直都耿耿于怀。两年后，外祖母去世了，我这才彻底原谅了她。

奶奶才真是我的救星！就是凭她的一句话，二姨才得以留下来带我，而上海保姆则被辞退。这会儿，我听父亲说奶奶还活着，就住在原来的地方，我答应父亲我会在回东北前去看望奶奶，父亲也一样不能请假探亲。其实我自己也很想奶奶，自从“文革”爆发后，我就再没见过她。

二姨听说我要去看奶奶便难掩兴奋，她马上忙碌起来，做了荷叶蒸肉和三杯鸡，这些都是奶奶爱吃的菜。她又买了点心和水果，“快去吧！下午就去，代我问奶奶好！”二姨对奶奶向无二心，政治运动也不能改变她的立场。她把东西一样样包好，放入篮里，几乎把我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