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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乱，还要引起民族仇杀，这些都是可能预料到的。”

陶峙岳这些话，叶、罗、马三人一直认真地听着，一言不发。陶知道他们内心已有所松动，就进一步强调道：“你们想抗拒也好，想把部队带走也好，都阻挡不了解放的洪流。如果坚持战争放弃和平，一定会弄到既不能战又不能谈和的地步，其结果是徒然牺牲众多官兵，人民生命财产遭受损失。这样的话，人民不会原谅我们，历史更不会饶恕我们。何去何从，请大家选择吧！”

对于陶峙岳的话，叶、罗、马虽然不完全同意，但又驳不倒陶说的道理，所以就要开了无赖：“你是不是想拿我们作政治资本呢？”

陶当即反驳道：“关于个人生死，我早已置之度外。我所想的是近10万官兵及其家属的安全，是各族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这次谈话无异是和与战的最后谈判，成败得失在此一举。因此，在谈话技巧上，陶采取了寓舌剑于苦口婆心之中，避免说教，设身处地站在被说服人员的立场，为他们的利害设想。因此，尽管他们对陶还不是完全服气，但也没有什么办法，所以双方比较愉快地结束了这次谈话。在争取和平的这一回合斗争中，陶峙岳赢了！

新疆和平起义的另一个重点地区是南疆。南疆面积占新疆一半，远离迪化，情况复杂，是国民党军事当局企图在新疆作最后挣扎的基地，也是新疆主战派策划反对和平起义的基地。陶峙岳对此也特别作了工作。

1949年5　月和8　月，陶峙岳两次到焉耋，约会驻在喀什的警备副总司令赵锡光，密谈部署和平起义工作。

身为新疆警备副总司令兼南疆警备司令的赵锡光，深知国民党已是日薄西山，心情极为苦闷。直到同陶峙岳于“焉耋会议”上商定了和平起义的计划后才得以解脱，并着手按同陶商定的起义方案开展准备工作。由于赵锡光治军颇有魄力，且与几个旅长相处融洽，因而起义准备工作进行得还比较顺利。

南疆起义的重心是喀什地区。喀什位于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之东，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镇。自古以来，这里一直是南疆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商贸、军事的中心，且与苏联、巴基斯坦、印度等国接壤，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此，南疆起义能否成功，将直接关系到新疆全省起义的成功与否。

国民党在喀什驻有整编第42师，计师部和直属部队及独立步兵团、骑兵团各一个；整编骑兵第9　旅；骑第14团；在边境有独立边卡大队和边卡中队各一个。南疆警备司令部设于整编第42师师部内，喀什警备区司令部设于整编第9　旅旅部内。当时，这些部队由于防区辽阔，部队驻地分散，加之交通不便，消息传递较慢，因此部队内部还是比较稳定的。这为起义的准备工作减去了不少的麻烦。一南疆能否和平解放，骑兵第9　旅的态度至为关键。陶、赵商谈后，赵锡光即将整编骑兵第9　旅旅长马平林找去，通过分析时局，以期消除和平解放的一块障碍。

“现在时局已是十分恶化，我们应该立即想出妥善的办法。”赵开门见山地说。接着他详细地介绍了傅作义在北平的义举。最后暗示马，到万不得已时，为了新疆地方不致遭受破坏和军民避免遭殃，也只有走傅作义的道路了。

马平林当即表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今后一切行动绝对服从命令！”

摸清了马的态度，赵锡光心里便有了底。

到了4　月底，随着南京的解放，全国形势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赵锡光便召集喀什驻军团以上军官举行座谈会。会上，他提出，当前局势急趋恶化，而且还将继续恶化下去，我们的部队应该怎么办？他要大家发表意见。与会军官们各抒己见。部分人认为国民党已无反攻力量，对新疆问题已是鞭长莫及，因此可以宣布独立，脱离国民党。也有人认为，时机尚不成熟，需等待一个时期再研究不迟。大家各执一词，最后未取得一致意见。

过了几天，赵锡光又召集上述人员开会，主题仍是讨论时局问题以及新疆部队的对策。他说：国民党政府已经瓦解，我们要立即研究决定怎么办的问题。会上，大多数人认为国民党大势已去，今后的行动当听从正副总司令的指示，坚决服从命令。情况比上次会议有了很大进展。

1949年9　月中旬，赵锡光于“焉耋密议”后再度将马平林找去，借口与其探讨时局问题，进一步试探其对和平起义的态度。

赵先对马谈了内地的军事形势，然后说道：“如今时局将作何发展，尚难预料。因此，我们必须凡事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