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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的庆祝会上说过，几世纪以来第一次出现这种局面：没有什么预期的超级大国间的冲突会威胁世界和平。至少在近期内这种超级大国间的和平使得追求和探索对于冷战后世界的设想，真正成为可能。同时，它也使通过维持保护自己及其利益的能力，避免世界回到大国竞争的时代，成为可能的事情。

维持这种能力并不意味着国防支出应停留在目前这种过高的水平上。例如：美国一九九三年财政年度的整个军费支出是两千九百一十亿美元，以按通货膨胀率调整后的美元计算，比一九八○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此外，比尔·克林顿总统跨越一九九五年至一九九九年度的五年防卫计划，比一九九三年的支出水平也只有很少的下降。一九九九年的国防支出按通货膨胀率调整后的美元计算，比冷战中期的尼克松总统时期仅低了三个百分点。美国的国防开支相当于世界上其它国家国防开支的总和。

这样一种防务计划完全不同于我对冷战后世界的看法，同时，它也与对我们的国家安全同样至关重要的国内财政方案格格不入。这种防务计划假设，在北约以外地区的冲突中——如伊拉克、伊朗或朝鲜半岛——我们将在没有其它大国支持的情况下，单方面采取行动。它还假设，我们必须准备同时面对两个地区的冲突。我认为，这种假设显然是值得商榷的。

一个国家若想以适度的方式来面对冷战的结束，它需要确立一种观念——一种概念的模式——世界已不再受到东西方对抗所支配了。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这种对抗曾成为世界各国制定外交和防御计划的基础。我相信，今后国家之间的关系将直接趋向于五个目标：　一、向所有的国家提供反对外部扩张的保证——国界将不应用武力来进行改变。

二、使各国国内少数民族集团的权力得到法律的保护——例如：伊朗、伊拉克和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人——为改善他们的境遇提供条件，以免其诉诸暴力。

三、建立一个机构解决地区和国家间的冲突，避免由超级大国单方面采取行动。

四、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和经济援助，帮助他们加快社会和经济发展速度。

五、将保护全球环境作为我们全体发展的保证。

总之，我们应致力于创造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国家关系应建立在法律准则之上，国家安全将由一个集体安全体系来保障。防止冲突、解决冲突和维护和平的任务必须由一个多边组织来承担，即一个重组的、强大的联合国，辅以一些新的、扩大的地区性组织。

这就是我关于冷战后世界的观点。

描绘这样一幅图景，当然远比实现它更为容易，尽管目标已十分明确，但如何到达那里却仍不清楚。我既没有什么具有魔力的配方，也没有可直达胜利之点的路线图。我深知，这样一种局面不会在一个月、一年、乃至十年的时间里形成，只有在具有献身精神、坚忍不拔的领袖的引导下，它才会一步步缓慢地实现。因此，我呼吁，我们现在就应向此方向做出努力。

冷战后的世界里，在解决国际国内不可避免的一些冲突时，应尽量减少使用军事力量的风险，并将伤亡控制在最低水平。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明智的领导，为此，领导权应根据所发生事件在各国间轮流行使。或许，它会经常由美国来担任，但在一个集体安全体系中，美国必须服从集体做出的决定。当然，这对我们来说会是非常困难的。与此相应的是，如果这个体系要维持下去，其它国家（特别是德国和日本）必须分担风险和代价——政治风险、经济代价和流血伤亡的代价。这对他们来说也将是非常困难的。

如果，美国和其它大国对这样一个集体安全体系有明确的承诺，如果他们宣布，他们将保卫各国不受到攻击，那么一九九○年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就可能被阻止。同样，一九九○年初当冲突在前南斯拉夫爆发时，如果美国和北约采取行动，数万无辜生命的被屠杀就可能避免。但是，今天我担心波斯尼亚会面对同样的局面，因为，它同样的没有国际社会共同认可的解决方案——至少没有一个军事解决的方案。

在冷战后的世界，美国应认清，在什么地方，采取何种方式来使用它的军事力量。这需要对美国对外政策的目标进行明确的界定。五十年来我们的目标一直很清楚：遏制苏联的扩张。但时至今日，这已不再是我们努力的重心，我们已经失去了我们的敌人。那么，什么将取代它呢？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比尔”克林顿总统对英国议会说：　“我们的首要目标必须是，扩大和加强世界上以市场经济为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