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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六日下班后我们见了面。在世界银行我的办公室交谈的三十分钟和共同驱车回我家的路上，乔治·克赖尔三世向我出示了他的证据。简言之就是：威廉·威斯特摩兰报告的敌军数量为x，而他的军事情报官员估计（中央情报局的一些分析人士也认为）敌军的数量是x＋y。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声称威廉·威斯特摩兰命令下属在给华盛顿的报告中写进小数字。

这是个非常模糊不清的问题，争议的焦点是关于“敌人”的定义。美国在越南面对的敌人非常复杂——北越正规军，以个人身分进入南越当兵的北越人、越共在南方征召的游击队以及各类准军事人员。准军事人员从携带步枪的农民到参加非正式军事组织从事破坏和情报传递工作的村民（身着黑衣）等，不一而足。问题就在于如何划定“敌军数量”的界限。威廉·威斯特摩兰排除了许多非正规部队，而他的情报官和中央情报局的分析人员则把某些非正规部队计算在内了。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和华盛顿情报部门内部的争论越来越激烈，而且旷日持久，总统、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我以及政府中其他高级官员都知道此事，它在战争期间一直带有很浓的感情色彩。有几位当时不赞同威廉·威斯特摩兰的判断的人接受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采访。他们或者明确或者暗示说威廉·威斯特摩兰故意误导了总统和我。这些人中包括前中央情报局的分析人员萨姆·亚当斯，他是这个节目的主要证人和收费的“检举人”。

见到乔治·克赖尔三世时，我解释了我认为这种指责缺乏根据的原因。他不相信我的解释。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三日晚，那部专题片正式播出了。威廉·威斯特摩兰要求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向他道歉，遭该公司拒绝。那年秋天，他以诽谤罪起诉该公司，要求赔偿一亿二千万美元。

虽然我知道此案的审理过程会令人极为厌恶，但是，由于我非常看重威廉·威斯特摩兰数十年来为国家所做的贡献，所以我在一九八三年夏天自愿出庭为他作证。

威廉·威斯特摩兰的律师是首都法律基金会的丹·伯特。他得知克赖尔未经我允许秘密地录下了我和他的几次电话交谈内容。丹·伯特相信这些磁带能证明威廉·威斯特摩兰的说法，即乔治·克赖尔三世在节目播出之前就知道对他的指责缺乏根据，所以丹　·伯特想得到这些磁带。据伯特讲，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律师起初否认有这些磁带。该公司的一位新闻编辑（他参加过那部专题片的工作）则告诉丹·伯特，乔治·克赖尔三世的秘书说这些磁带在他办公桌右手最下边的抽屉里。后来发现不在那里。最后在乔治　·克赖尔三世家中的一只箱子里发现了磁带，但我指出对威廉·威斯特摩兰的指责缺乏根据的那部分内容已被抹去了。

后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要求我出庭作证。我表示同意。在我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六至二十七日作证时，该公司律师戴维·博伊斯说他认为我可能不反对为我的作证录相。当我问他们如何使用录相带时，他说：“我们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我问这是否包括在商业性的电视网中播出，他说是。我的律师告诉我，如果我记不清十六年前发生的事情的细节，我只需回答：“我记不清了。”可以想象在该公司晚间新闻节目中二三十次重复播放这样的答词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所以我说我不同意录相。博伊斯以威胁的口吻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有合法权利要求为我的作证录相。我说我宁肯去做牢。戴维·博伊斯最后决定不录相，但保留以后重提此事的权利。他以后从未再提。后来我得知为这件案子作证的理查德·赫尔姆斯也拒绝录相。该公司将此事诉至法庭，但经过几个月的周折和支出不少费用以后，理查德·赫尔姆斯获得了胜利。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六日我在法庭作证时说，总统和我知道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七年间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和中央情报局之间在敌人数量问题上有不同意见；我倾向于范围更广更大一些的估计数字；威廉·威斯特摩兰没有故意欺骗我们；即使他试图这样做（这是不可想象的），他也不可能成功，因为我们有许多不同的情报来源。博伊斯声称我一直在虚报越南的军事进展情况，试图以此使我的证词失效。这件案子通过庭外调解于一九八五年二月获得解决，双方都声称赢了官司。但是，该公司的那部专题片和关于诽谤案的大量报道，使美国人民对政府及军事和政治领导人的团结问题进一步失去了信心。

尽管我们的判断有分歧，但威廉·威斯特摩兰和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使战场上的美军得到最好的供应和保护。随着战争的加剧和人们情绪的波动，某些批评约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