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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嫌疑，有时候则是由于过分乐观所致，有时候反映出准确评估进展情况则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我坚持要评估进展情况。正如我强调过的，自从成为哈佛大学学生到现在，我一直坚持的原则是，仅仅选定目标和执行计划是不够的。你必须掌握计划以确定你能否实现目标。如果你发现实现不了目标，你就应该修改计划或者改变目标。我认为，虽然我们不能像在前线那样掌握确切情况，但我们能够找到各种各样能说明我们是胜是败的证据。所以，我们评估北越被炸毁的目标、胡志明小道的交通情况、被俘之敌和缴获武器的数量以及敌人的死亡人数等等。

死亡人数是评估敌人人力损失的一个尺度。我们评估它是因为威廉·威斯特摩兰的目标之一是要让越共和北越的伤亡人数远远大于他们的补充能力。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需要掌握他们的承受能力和损失情况。

批评者把这一点作为我爱玩数字游戏的例证。他们说：“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此人总想把一切事情都加以量化。”显然，有些事情你无法量化，比如荣誉和美，但是可以计算的事就该计算。在进行消耗战时，死亡人数就应该计算。我们试图利用这个数字来确定怎样做才能在越南打赢这场战争，同时把我军所冒的风险降至最低。我任国防部长期间掌握在越南的进展情况的目的就在于此，但有关报道常常误导读者。

一九六七年春季，威廉·威斯特摩兰认为他的目的终于达到了，敌军的数量已不再增加，甚至还有所减少。与此相反，中央情报局从未得出过敌军数量减少的结论。该局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三日的报告中指出：“尽管‘寻找并摧毁’敌人的军事行动的效力越来越大但越共仍在通过北方的渗透和当地的招兵扩大其主力军队共产党似乎仍能在来年保持其总体实力。”

不管威廉·威斯特摩兰和中央情报局的判断哪一个是正确的，我都不会感到有任何的宽慰，因为越共和北越仍在通过游击战术，通过在丛林地带选择作战的地点、时间和期限来控制他们的伤亡数量。此外，到一九六七年春季，他们有了足够的军队防止安民计划的大规模推展，尤其是在大多数南越人居住的农村地区。

威廉·威斯特摩兰和中央情报局之间的分歧令人沮丧但不令人惊讶。虽然我们一直在努力实事求是地评估战争的进展情况，但要得到准确的情报仍非易事。我们得到的数字常有很大的悬殊，上述分歧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央情报局认为北越的耐力比政府（和威廉·威斯特摩兰）想象的大许多。以后的事实证明中央情报局是对的。

在两种说法之间我们如何抉择呢？在我们无法确定两种说法所依据的报告是否准确的情况下，这项任务尤为复杂。毫无疑问，我们时常得到错误的报告。这个事实在多年以后导致了一个令人痛心的后果：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错误地把威廉·威斯特摩兰描绘成一个向总统和我撒谎的人。引起争议的是他关于敌人的战争序列——战场上越共和北越军队数量的报告。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一九八二年制作了一部专题片，名为《数不清的敌人：越南的骗术》。该片声称威廉·威斯特摩兰让他的高级情报官员故意少报敌军兵力，借以证明他在军事上取得了进展。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意思是说，把在南越的越共和北越军队数量故意报的少一些，威廉·威斯特摩兰就可以证明他通过消耗战略在军事上取得了很大进展。我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明确一点：虽然威廉·威斯特摩兰与我在南越的作战策略上（以及与我和参议长联席会议在轰炸北越的计划上）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但我们的私人关系并不是对立的和缺乏信任的。

我是一九八一年六月六日开始接触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专题片的工作的，是在我从世界银行总裁位子上退休前不久。当时，该公司专题报道节目制作人乔治·克赖尔三世给我的办公室打了电话。乔治·克赖尔三世是我的朋友乔和苏珊·玛丽·艾尔索普原来的女婿，我和他只是泛泛之交。他在电话中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准备制作一个关于越南的节目，他觉得我可能有兴趣参加。他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有确凿的证据，而且有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和中央情报局有关人员的证言，证明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确实在“战斗序列”一事上故意欺骗了总统和我。

我告诉乔治·克赖尔三世我不相信有此事。他说证据是确凿无疑的。我仍然否认这种可能性。乔治·克赖尔三世最后问我能否和他见一次面，他把有关证据给我看。我说见面也不会改变我的想法，不过，由于我们过去的关系，我同意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