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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点本第一册，第63　页）这就是关于燥

剂的“常”与“变”的诸种关系。各项具体措施必须建立在具体分析的基础

上，困人而异。人们只有对同类病证有广泛的认识，才能从中概括出一般规

律。“十剂”、“四时用药例”，都是属于药理之“常”。《本草纲目》中

所列的经方、时方、验方等，是在“常”理指导下的具体运用。名医辨证论

治，正是执常以应万“变”，万变不失其“常”，坚持一般与特殊相结合的

思维方法。

李时珍用常变统一思想论药，指出药理有常，用之则千变万化。药有五

味、四气，这是药物的“本性”，它是一定不变的，是为“常”。不同配伍，

可以产生千变万化的方剂，这就是它的“变”。七方、十剂固然有其常则，

对于人体的功效或补或泻，因人而异，更不可执一。故李时珍说：“甘缓、

酸收、苦燥、辛散、咸软、淡渗，五味之本性，一定而不变也；其或补或泻，

则因五脏、四时而迭相施用者也。温凉寒热，四气之本性；其于五脏补泻，

亦迭相施用也。”（《五脏五味补泻》校点本第一册，第78　页）

《神农本草经》谓药有“七情”，不只相须、相使者可以同时使用，相

畏、相杀者，相恶、相反者也可同时使用。李时珍指出药物的配伍，“有经

有权，在用者识悟尔”。（校点本第一册，第66　页）如果医家对相畏、相杀、

相反的药物，一概拒绝配合使用，那就是株守常格而不识权变的庸医。李时

珍引用陶弘景的话论述这一思想说：“凡检旧方用药，亦有相恶相反者。如

仙方甘草丸有防已、细辛，俗方玉石散用栝萎、干姜之类，服之乃不为害。

半夏有毒，须用生姜，取其相畏相制也。”“牛黄恶龙骨，而龙骨得牛黄更

良，此有以制伏故也。”（校点本第一册，第46　页）这都是“有经有权”的

典型方剂。坚持这种观点论药。可谓得其枢要。

某些药物治某些疾病有特效，人们因其有特效而忽略其适应范围，结果

往往出乱子。

紫草，味甘咸而气寒，其功效长于凉血、活血、利大小肠，人心包络及

肝经血分，是治痘疹的良药，这是它的一般性。但在投用的时候务须慎重考

虑其特殊条件。李时珍说得明白：“痘疹欲出未出，血热毒甚，大便闲涩者

宜用之：已出而便闭者，亦可用。若己出而红活，及白陷，大便利者，切宜

忌之。今人不达此理，一概用之，非矣。”（《紫草·发明》校点本第

二册，第763　页）只知紫草治痘疹的共性，不顾患者痘疹已出未出，大便或

闭或利的特殊情况，死守教条，违背通权达变的原则，是容易坏事的。

石膏，气味辛，微寒。主治中风寒热、头痛身热，三焦大热，肺热胃热，

中暑潮热等。其性之常，在于祛热。然而临床用之祛热，则或效或不效，其

中大有文章。《名医别录》载，睦州杨家女，病骨蒸，内热外寒，众医不治，

某名医用白虎汤（以石膏为主药），一剂而热除。广济林某年50，病痰咳发

热，某医家嘱用石膏，热未除而咳益频，终至不起。李时珍根据这一正一反

两个医案总结道：白虎汤祛热，“此皆少壮肺胃火盛，能食而病者言也；若

衰暮及气虚血虚胃弱者，恐非所宜”。林某服之病至不起，“此盖用药者之

音也”。（《石膏·发明》校点本第一册，第545　页）只知石膏能去热，不

问患者年岁少壮，胃气盛衰，一概用之，正是知常不知变的瞀瞀者。

二贤散，由桔皮、甘草、盐花合成，朱丹溪变更为润下丸。冶一切痰气

有特验。如果只知二贤散治痰气的常理，而不达其变，不免受害。李时珍指

出：此剂“惟气实人服之相宜，气不足者不宜用之也。”（《黄桔皮·发明》

校点本第二册，第1788　页）这说明欲知药物对患者当用不当用，须先别患者

气之虚实，此之谓常变结合。二贤散如此，他剂何独不然。

在药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