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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群孩子的掩护下，我公然地在厕所抢走了一位正在大便的中年男人的绿色军帽，他欢乐的顶峰眼睁睁地被我夺走，而我却在欢乐的恍惚里戴着这顶空空如也的大军帽一连几天提心吊胆、神情慌张，那是我唯一一次最胆大妄为的革命行动。行动之后，我陶醉于一个接一个的批判场面。我记住了红色和黑色，分清了坏人和好人，美与丑、左与右甚至香花与毒草。每一个孩子，当然也包括我，都在日以继夜地细查各种图案，其中一个惊呼：“快看，这文具盒上的图案藏有反动口号。”而我却什么也没看出，非常失落，看来那时我还真的缺乏某种超现实的眼光。在另一个快乐的早晨，我看到一位长得白胖，没有胡子的邮局分件科科长被一群婀娜多姿的女郎用细细的竹条“可爱地”抽打。一个皮肤雪白，痛哭流涕的美人用她急躁而温暖的手指去戳他多肉细嫩的前额（注意：又是用手指戳），科长一边流泪一边承认自己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对不起革命群众。当我后来再见到这位美女时，她身后总跟着一位神秘而不苟言笑的精干瘦子。其他孩子告诉我，这瘦子是一位拳师，他专门保护美人但从不动“搞灯”（重庆俗语，指男女性行为之事）的邪念；而另一位头发如乱草、皮肤干燥的男孩悄悄对我说：“我看见过她洗澡时的*……”。科长、美人、拳师、革命，还有像章、军帽和*，这足以撩拨起我想入非非的欲望。这欲望曾在老师的帮助下区分过《列宁在１９１８》电影中一个“天鹅湖”的片段，老师说要正确看待艺术与大腿的关系。而“革命”正在飞速唤起某种令人透不过气来的禁忌。在革命歌曲的旋律中，我想起的不是无产级级*或者别的什么石破天惊的大事件，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女中学生在舞台上的一个临空*动作，甚至也没有后来的“超我”，只是一个羞愧的“自我”和隐秘的*“潜意识”。

二、我心红透（2）

关于这一点，我后来在布罗茨基的书里也读到了。在那篇著名的《小于一》中，布罗茨基这样写道：*图画这个无生命物能够使性器官*，这恐怕是普遍现象。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统治下的俄国笼罩着清教徒的气氛，一幅名叫《入团》的绘画也能令人*勃发。这幅天真无邪的图画百分之百属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流派，它的印数很大，装饰着全国几乎所有的教室。图上诸多人物中有一位金发的年轻女郎，盘腿坐在椅子上，裸露出两、三英寸大腿。使我神魂颠倒、梦中也撩拨我的倒不是这部分大腿，而是它和深褐色连衣裙形成的明暗反差。

从那时起，我再也不相信关于潜意识的呓语了。我的梦从来不仰仗象征来进行——我看见的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乳房、屁股、女人的*。这最后一项在那时对我们男孩子具有特别的意义。我记得我们上课的时候，会有一个男孩子钻过一排排课桌直向教室的讲台爬去，其目标只有一个——看她连衣裙里面*的颜色。完成这一壮举之后，他会用戏剧性的耳语向大家宣布：“淡紫”。布罗茨基：《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王希苏、常晖译，桂林：漓江出版社，１９９０。“美”在鸣锣开道。勾人幻想的文艺宣传队、二胡或小提琴，它们伴着文艺和红旗随风飞舞、飘扬大地；一种惊人的浆糊在张贴重重叠叠的纸张，各种报纸“东风浩荡”，唤起少年人“雄壮的”表达意识。美并未在“革命”中超越肉体，而是抵达肉体、陷入肉体，甚至毁灭肉体。它在夏季多风的时刻或流汗的时刻让我情窦初开、气喘吁吁、难以启齿。耳边老是响起美人的娇音以及神秘的拳师和美人的关系，响起舞蹈的大腿的暗影以及婀娜的女性的辫子。当然还有死人的无言之声。在江边，在街心花园，在正午滚烫的公路上，我观看过各式各样的尸体，以及乱战中当场喷出的热血。为了度过漫长无聊的童年的上午或下午，我总是在追踪这些兴奋点，而其中有一次观看，才是唯一的，它费时最长，从早上一直看到黄昏，至今仍震撼我心，仍让我不知所云：我和一大帮孩子站在一幢邮局的办公楼下，大家翘首望着二楼的一间房子，都知道里面有一伙人正在打一个男人。这男人叫黄云龙，一个造反派头目，他曾经是那样春风得意，身边总跟着一位“婀娜的女性”。如今这女性的丈夫及这伙人正在折磨他。从早上到中午到下午直到黄昏，那间房子对于我来说简直是太神秘了，因为房间的门和所有的大窗户都紧紧关闭，听不到里面的一丝声音，但我们也不走，全围在楼下，也不敢上楼。最后黄昏时分，这帮人平静地从楼上下来，神情自若地走了，最后一个下楼的人将黄云龙踢了下来。顿时我们一拥而上，只见黄云龙蜷缩在楼梯口，头被黑布包裹着，似乎有许多针扎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