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呕心沥血，贡献了生命中精力最为旺盛的大好时光。那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无不饱含了他的心血和匠心；那里的每一本著作、每一份手稿、每一个雕塑、每一幅壁画，件件都寄托着他的深情。因此，人们赞誉：舒乙“血管里流动的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血液”，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忠诚的守望者。

“把中国大地上所发生的一切文学现象都纳入现代文学馆的视野。”这是舒乙的宏伟抱负。他认为，文学的“敌我分明”的年代已经过去，当年水火不相容的作家现在也可以让作品共聚一堂。他说：“任何一个作家，都可以把他的作品拿到这儿来。文学馆永远有他一席之地。”甚至“包括禁书、不好的书、毒草，我也要把它收起来”，因为这可以使人“从中知道正面的教训、反面的教训”，“这对繁荣文学太有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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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乙：众人称甲的“爱国者导弹”（12）

长期以来，一条台湾海峡把中国分成大陆和台湾两边，隔绝了两岸的联系。在舒乙主持下，海峡两岸的文学作品却毫无隔阂、愉快共享着中国现代文学馆这座殿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在新馆开张时就设立的“卜少夫文库”。

卜少夫曾经是台湾《中央日报》的主笔，但他也是著名的文化人、出版家、编辑家。他带头把自己所有的藏书都运到北京，捐给文学馆。这些书都是台湾５０年来出版的，是大陆没有的，包括北京的国家图书馆也没有。藏书里面有很多签名本，包括蒋介石的签名本。卜少夫把它们捐来，这对研究海峡两岸５０年来的关系史太重要了。“卜少夫文库”的设立，在海外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有东南亚的华文媒体评论说：舒乙用现代文学馆“统一”了两岸的现代文学。

一颗巨星陨落了，一面旗帜倒掉了。“朴实无华自我谦称小老头，妙笔生花世人景仰大文豪”，作家李一信书写的一幅挽联，形象地描绘出巴金一生的崇高形象。在舒乙的印象中，巴金是个沉默的人，“他甚至不大爱睁眼，垂着眼，但是内心是一团火，他真的要把自己的心燃烧。他是一个特殊的人，就像他自己所讲的他要把心掏出来，高高地举在头上照亮，让天下的穷人能有个光明的出路，能吃得饱，能有房子住。他愿意为此献身”。

与一个好嗓子结缘的“滴溜溜转”的小男孩“大器晚成”

舒乙的满腹经纶人尽皆知，其倾城之恋鲜为人知。那是１９５３年暑期，刚满１８岁的舒乙准备去苏联留学，正在北京俄语专修学校培训。学校里经常开联欢会，突然有一天，台上冒出了一个小巧玲珑的姑娘———大大的眼睛，两根又黑又粗的大辫子，样子甜甜的，很大方、很可爱，小姑娘唱民歌，嗓子冲，一曲陕北民歌《兰花花》唱得四座皆惊，全场哗然。从此，舒乙知道同学中有这么一个好嗓子、一个会唱“信天游”的小辫子。

不久，正式赴苏联留学。在火车上，同学们又开始表演节目，列车隔着一节一节车厢看不见怎么办，大家想出了一个主意，把节目搬进列车广播室。舒乙的节目是朗诵普希金的诗《一对滴溜溜转的眼睛》，播音室很小，可音响效果极佳。走出录音室的舒乙很得意，同学们纷纷指指点点地议论：这就是那个“滴溜溜转”的小男孩。由此，那个唱《兰花花》的女孩子顺着手指的方向看了舒乙一眼……

后来，他和她被分配到了同一个系同一个专业：林业化学工艺专业。有一天，会唱《兰花花》的姑娘对舒乙说，系里派给她一项任务，教苏联学生唱中国歌，因为回来晚，她一个人走夜路有点儿害怕，想请舒乙陪同，舒乙欣然应允。

７年后，这个姑娘成了舒乙的妻子，她叫于滨。采访那天，我们在舒乙家里见到了这位当年把陕北民歌《兰花花》唱得四座皆惊的于滨，她正忙着用电脑给舒乙录入新作。于滨说，他们有３个媒人：驻苏大使、俄专校长和鹤发童颜的林业化学系主任老尼贝宁。

１９６１年至１９６５年，是舒乙夫妇最幸福的时光，新婚燕尔，事业蓬勃。１９６３年４月又喜得千金。然而，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席卷了整个中华大地，舒乙作为老舍之子更难幸免。一时间，舒乙也被关了起来，有家不能回，母子难相见，３个姐妹也被发配到天南地北，他亲爱的妻子和女儿也被遣往云南丽江，家破父亡、骨肉离散，舒乙的人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黯淡之中。

舒乙在北京被关押，连上厕所都有几个人随从；于滨在边疆的林场，种树、开荒。整整１０年，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舒乙？他说那就是爱情，来自于滨的信任、关爱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