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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上“世代祖传眼科中医师黄楚琳、黄楚善”的牌子，利用祖先的声望，糊弄病人，而指使蒋氏母子充当他们的下手，遇到疑难病人由她们去治疗。承乾觉得这实在是欺人太甚。父亲一死，看来他们兄弟的手足之情已经到头了。他将“楚九”之号改为“础玖”，借字明志，以此来激励自己。

蒋氏在黄家门里，只是个小妾，地位卑下。丈夫一死，她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原指望有个儿子，在黄家占有一席之地，而儿子也不被重用，窝憋在这个家里，那就永无出头之日了。蒋氏一想到丈夫临终前对她的嘱托，应当把承乾调教出个模样来，不然的话，将来愧对黄家列祖列宗，也无颜去见九泉下的丈夫。恰好，黄知异生前的几位好友，见蒋氏母子在黄家受着窝囊气，便劝他们离开黄家，出去闯一闯。这样，承乾才会有出头之日。蒋氏听了，正合她的心意——是应该带孩子出去见见世面。有人介绍，上海、宁波一带很繁华，有不少人去了都发了大财。蒋氏毅然下定决心，要带儿子到上海滩去闯一闯，如果把儿子培养成人，出人头地，也算对九泉之下的丈夫有个交代。

小楚九闯荡大上海

一八八七年（清光绪十二年）夏天，刚满十五岁的黄楚九，跟随母亲蒋氏，离开了余姚县历山镇桃园村，先乘船到宁波，再由宁波乘轮船到上海。

上海，七百多年前，只是长江口上的一个鱼村，古称“沪读”。渔村中只有几十户农民、渔民或盐民。这里因为河流纵横，水陆交通便利，逐渐形成水上码头，商业活动开始兴起。清朝康熙年间，清政府在这里设立了海关，航运和贸易日益繁荣。但是上海成为大都市，还是一八四三年（清道光二十二年）上海被迫“开埠”之后。外国人在上海设置了各种“租界”，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然而“租界”也将西方的经济、文化等一齐带来，给上海带来耻辱也带来繁荣。所以，上海被称为“东方巴黎”，是中国的经济、贸易、工业、金融和文化中心。很多人都要赶到上海来淘金。

黄楚九跟随母亲来到上海。这一年，上海已“开埠”四十四年了。在码头上，一边可以看到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一边还可以看到密如蜂窝的棚户区。在黄浦江上，停靠着插着俄罗斯、美国、英国、法国国旗的轮船，泊满了班轮、货轮、煤轮、平底货船、舶船、帆船等各式各样的船只。在这些船只和江岸的隙缝之间，停着许多小船。船上住着一家家渔民，男人在补网，女人在摇橹，光着身子的孩子用绳子拴着，在船板上嬉戏。还有靠岸边的一些小船，船上穿着褴褛的船民领着龌龊不堪的孩子，向正要下船或上船的人们讨钱，哀求着。

她们母子来到上海，人生地不熟，只能在南市区一家小客栈住了下来。半个多月后，经人介绍，在小客栈附近租到了一间价格便宜的房子。蒋氏将楚九送到城隍庙前的清心书院去念书。为了母子二人的生活，蒋氏在住房前挂出“眼科中医师黄知异”的招牌。当时，上海南市区穷苦人比较多，卫生条件极差，缺医少药，有病只好硬挺着。蒋氏挂牌行医，收费低廉，还自制了一些医治常见病的中成药出售。蒋氏把在黄家几十年从丈夫那里潜心学来的本事全都用上了。

蒋氏的门诊开业以后，治好了不少病人，自制的一些中成药治疗效果明显。这样，上门来求医买药的人逐渐多起来了。门诊的收入除了供给儿子读书之外，两口人生活还可以维持。蒋氏勤俭持家，忙里忙外，日子过得很清苦。她的愿望是认可自己苦一点也要把儿子培养成才。可是来到上海不久，蒋氏发现儿子读书并不专心，常常在外面闲逛。放学之后，很晚才回家。有时在家里手拿本书，两眼发愣。这使她十分焦虑，可又不知如何是好。

一天，黄楚九从外面回来，将他最近的一些想法告诉了母亲。他说，他最近认识一位青年，他白手起家，成为一位富豪。他就是上海有名的“浆糊大王”。

租界里有条宝善街，有位外地来的青年，无依无靠，流落街头，身无分文，整天在街上游荡，想寻找一条谋生之路。他在走街串巷时，发现一些店铺经常需要粘贴各种东西，或贴商标或封固信函，因手头没有浆糊而到处去借。这位青年看见了这种情形，便有了主意。他脱下身上穿的外衣，到当铺当了一百文铜钱，花三十多文钱买了一只瓦盆，六十多文钱买了面粉，余钱到茶炉打来开水，将浆糊调好，然后在马路拣来别人扔的香烟盒，每只都装满浆糊，分送给各个店铺。老板很满意，有的店给三两文铜钱，有的不给钱。给的他很高兴，不给的他也不要。这样，一天可收回一百多枚铜钱。第二天，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