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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令传来，华商们如闻惊雷，整个上海，乃至江苏全境与浙江、安徽的纺织厂家急如乞命般纷纷电请苏浙皖三省纺织同业理事会设法保全。这个理事会就设在上海，唐星海当时正是这个理事会的副理事长，此时他又何尝不急得如居炉火？不仅他，他们唐氏整个家族基业也因此而处于危亡之中，家人哀促，同业重托，希望都寄托在了精明强干的唐星海一身了，他也只有拚命设法维护一途了。他就集起一些人来研究对策，七嘴八舌都有好处。唐星海从众议纷坛中综合出一个办法：去主动承担日本军用纱的代纺代织。

唐星海就联络了几个人并请上了在上海维持会与伪市府任要职的江上达，向日本驻军交涉，话尽量说得动听，不外是：三省各纺织厂家都愿为“皇军”着想，“皇军”远涉大海，军用纱运转不易，三省厂家甘为代纺代织，待军需一足，即“拷”掉机器以奉军火之需云云。

这一招果灵，日本驻军当即下令要苏浙皖三省纺织同业理事会统一安排为日军代纺代织四万五千绵纱、十四万五千尺布，机器自然就“缓拷”了。

三省理事会只是空架子，其他几个厂也没啥大能力，因而实际上是庆丰纺织漂染总公司承担了这批“代纺代织”的绝大部分。唐星海与范谷泉、吴仰山、王方揆等专家认真计算，精心安排，尽量多分配一些工厂去承担，因为多一个就可保一个，结果三省的三十三个工厂都成了“皇军”军需的代纺代织厂，并采取尽可能慢的拖延战术，催得紧了，就应付一点，稍一缓就放慢速度，甚至索性停工。日本人自也不会放松，无奈唐星海总能不断地提出理由来搪塞：不是电力不足，就是货源中断，再就是设备意外故障，还有不时的戒严，工人无法上班。反正是战时，许多东西都无法保证正常，说得又头头是道，况且也确能应付上一些结货，为了军需，日本人也无法硬逼。拖来拖去，拖到了1945年初，日寇在太平洋战场上已是节节败退，军事的失利，使日本军方已很焦心，无暇多顾，因之而引起的频繁调动，更使上海日本驻军频频换防，新的来了，不知以往旧情，也就更好搪塞，唐星海更乘其慌乱，捞了日军一把：乘日军新头。目不知原来同事改动工缴费一事，唐星海乘机以原附件为准，即以原定的高标准取费，交四百磅纱，取四百一十磅的原料、电力以及加工费。

采取这种办法，终于拖到了抗战胜利，由于确也使各厂赚了不少钱，引起了某些不明真相者的误会，斥他们为“为虎作怅”，殊不知倘不如此，绝不能保存下那三十三家民族纺织厂这一大笔国家与社会的财富，就会使三省民族纺织业遭到灭顶之灾，从这个角度讲，也是有功无过的。

再展鸿图奈时艰

抗战胜利后，唐星海自也欣慰万分，可没想到，蜂拥而至的接收大员无意为国，却专一地为己，借手中“惩治汉奸”的尚方剑，乱裁乱扣，意在敲诈，敲诈不出，也可以用做表功与掩饰其包庇真汉奸的丑行，没多久，含沙射影暗指唐星海的文章也见诸了报端。唐星海只好四出奔走，到处求人说好话，力辩清白。一则是他拿出了一些证据，二则是疏通了一些要员，更重要的是温金美的姨表兄宋子文已身居政府要津，得温金美出头活动，不消说话，只宋子文亲自乘专车携礼品回访唐宅并奉上孝敬姨母的两百银元，就足够使唐星海挺起腰杆了。只这一阵风，就当即刮光了那些已贴在保丰的全部封条，刮得唐星海变成了上海纱厂同业会的常务理事。唐星海的雄心又勃然大作。在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三日的庆丰董事会上，他又雄心勃勃勃地谈出了他的恢复大计，分做三期：“第一期，纱锭整理至三万六千锭；第二期，五万锭；第三期，六万锭至于漂染整理，以添建新厂房与源兴昌机器厂合作，另组一新机器厂”

他又高效能地展开了活动，首先用他当年叫人摄下的庆丰被轰的照片为主要依据，请得国际救济总署四万担美棉，接着又动员起一亿余元股金，便大购进口设备，使公司各厂，特别是庆丰与保丰得到有力的充实，很快地恢复了战前旧观。他仍马不停蹄，乘胜疾驰，几乎与强化两厂同时，他又把无锡、上海、汉口、江阴、徐州、南京、蚌埠等地的庆丰事务所全部恢复，更在常州、南昌、北京等地设立了新的事务所。更没有放松人才的培育，很快在上海又办起了印染工程艺徒训练班，招收了二十四名学员，定学制六年，学习三年，帮师三年。

更没有忘记以制度、规则治厂的宗旨，不久即制订并完善了含有九项制度的《工厂各项办事细则案》。

很快，不仅恢复，而且超过了战前水平，甚至演至“双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