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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禹钦之辈产生了分歧和矛盾，而这个矛盾又是不可调和的。在康心如看来，这已不是小事，他不能再装糊涂。在美丰银行的施政方针大计上，康心如是绝不能含糊的。所以，康心如不能混同于市面上那些没有理想及追求却富足殷实的大腹便便的商帮们。他迎合了他们，事实上就是对自身人格的侮辱。他康心如是要做一番大事业的人，是要成为一个有声望有信誉的优秀丽杰出的银行家的。

而汪云松之辈对于在他们看来是荒唐可笑的康心如的理想，也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他们认为康心如这种滑稽的设想过于宏伟、过于长远了，甚至是一种奢求。其结果只能是误了他们及时赚钱发财的好梦。他们的理由是，康心如的金融规划根本就无法适应时世的变化与动荡，而这种动荡的年代只适合于更多地照顾眼前利益，根本不要有什么长远的规划与战略。在此思想基础上，江云松、曾禹钦之辈为美丰制定的原则是：不失时机，能捞就捞，宁可所得为不义之财，也只能是为富不仁了。他们根本不愿顾忌到个人形象，他们认为钱就是形象，更不可能照顾到美丰银行的形象及美丰银行的未来了。

如此观念的相悻，为康心如的金融事业蒙上了一层深重的阴影。康心如不肯与汪、曾之辈同流合污，就等于是他自己将他美丰的权利放弃。做为总经理，康心如可以有他一整套的业务安排，而做为主席董事，江云松、曾禹钦等更有权利对康心如的举措加以责难与否定。总之，在这样不和谐的合作中，康心如已越来越感到困难重重，力不从心了。业务开展不起来，他处理什么事都极不顺手，障碍重重。康心如非常愤怒，他对汪、曾的处处干涉、掣肘极为不满，且时有反抗。于是江云松、曾禹钦对康心如也自然是愈加放心不下，他们不仅收束限制了康心如的权利，不让他管理业务，甚至还专门授意心腹李星桥处处监视着康心如。

美丰银行这样的一种剑拔弩张的局面，使康心如非常郁闷和苦恼，尽管他凭着往日的挫折所积累的涵养，已练就了一副通达超然、不燥不湿的脾气，但内心深处还是异常痛苦的，甚至有悔不当初的遗憾。与其看着美丰糟蹋在江云松、曾禹钦这些商帮市侩的手中，还不如当初就不苦心策划、四处奔波地将美丰买下。现在美丰虽生犹死，名存实亡，看着美丰一天天堕落成某些发财心切的商帮们手中赚钱的工具，康心如真是好不心痛。

于是，康心如在与江云松、曾禹钦等人的勉力周旋之中，一天天退出了那个权利争斗的旋涡。康心如无力改变汪云松、曾禹钦，他便只得改变战略，采取消极应付、“忍耐待时”的方法。他相信终有一天，他康心如是能够东山再起的，他是不会倒的。

康心如在这种不愉快的心情和不愉快的合作中，竟然一等就是整整三年。在这三年中，他时刻等待着重整旗鼓，扭转僵局。他因为终究怀抱着希望而并未觉得这三年的时间是怎样的漫长。他一直静观着美丰的动向，并一直谋划着。

一九三０年前后，美丰银行内康心如与汪云松等人的矛盾已到了非常尖锐激烈的地步。原先在合资银行中，康心如也遇到过此类的情况，但只要假以时日，“雷文总是要出来并必然会站在康心如一边的。而现在康心如再没有知人善任的雷文可以依靠了。但康心如同时也看出了事实上刘湘对美丰银行的左右能量。刘湘的这种能量甚至毫不亚于当年的雷文一样。于是康心如认定，在这种危机时刻依然可以找到靠山，那就是刘湘，他必须抓住刘湘，就像当年抓住美国的雷文。他相信只有雷文式的刘湘能帮助他改变当前的这种不利的处境。

于是，康心如看准时机，暗中通过一向与他交好的周见三、陈学池等人到刘湘处探听刘湘对他的看法及态度。康心如一向看重“明君”作用，而他过去曾经经历的几度蹉跎，事实上也是靠了“明君”而摆脱困境的。于是，当周见三等人反馈回刘湘对他的看法时，他简直是喜不自禁，庆幸自己又遇到知人善任的“明君”了。刘湘说他一向十分钦佩康先生的才干，并暗示刘湘日后会重用康心如的意图。得此信息，康心如便知他扭转局面的时机到了。康心如尽管欣喜若狂，但表面上依旧按兵不动，等待着最后的时刻。

康心如表面上不露声色，私下里却在加紧筹划。他先是估计到汪、曾是决不会贸然将他赶出美丰的，便提出“请假赴北京省亲”，采取了以退为进、以守为攻的策略。这样便自然将美丰的业务搁置起来，并使江、曾、李等连同已运转一团糟的美丰银行晾晒在那里。这就在破坏了美丰的正常业务的同时，更加证明了美车离开康心如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