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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充满了呢哺的繁音，又是山城的早春时节。美丰银行在建立整整五年之后，终于全部收归国人手中。一九二七年四月四日，改组之后的美丰银行，成立了第一届董事会。董事会决定，四川美丰银行的行名不改，业务依旧。董事会一致推举当时重庆的大财阀汪云松为主席董事，并聘请经营有方又有术的康心如担任银行的总行经理。而作为大股东又是主席董事的汪云松，又提出要自己的亲信党羽李星桥出任银行的副经理：商董们因碍着江云松的面子，便也认可了。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和七月十五日，即在美丰银行新的董事会成立不久，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在上海和武汉发动了武装政变，阴谋得逞。从此，国民党的势力在全国各地站住了脚。而当时身为国民党第二十一军军长兼四川省政府主席的刘湘的地位，也随之更加巩固起来。刘湘军政府的权力也就越加变得至高无上了。

刘湘权势的稳固对美丰银行来说，真是锦上添花。刘湘支持美丰银行，这是当时全省上下的商帮们都羡慕不已而又望尘莫及的。康心如在这种背景和环境下，更是春风得意，如鱼得水。在国民党刚刚平息了全国战乱之际，刘湘就明确表态，他不仅明文允许美丰银行“照常营业”，并且还以川康边务督办公署和四川军务善后督办公署的双重名义，为美丰银行发出通告，通告市民照常使用美丰券，尽量减少对美丰的派垫。刘湘此举，实在是帮了美丰银行的大忙。因为当时的美丰银行在社会上，一向被人们认为是美国人开设的银行。可现在美国人走了，美丰银行的日子也就像其他洋行一样长不了了。因此人们对美丰券的币信也发生了动摇，以至再次发生了挤兑现象。刘湘的布告便是为此而颁发的。刘湘是当时整个四川全省说一不二的人物，既然刘湘都站出来为美丰银行撑腰讲话，美丰券便很快稳住了阵脚，甚至得以扩大发行。这使得康心如对刘湘其人更是感恩戴德。

当时的刘湘尽管军务政务在身，但总是抽出时间“关怀”美丰，他还特别亲自召见了美丰的股东——他的旧友周见三及江云松、曾禹钦等，要他们直接过问美丰银行的事务，并切实给予美丰支持。美丰银行能得到刘湘的如此厚爱和关照，这在当时重庆的钱帮与商帮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刘湘就是一把大伞，刘湘就是一座靠山。美丰银行的股东及其职员们心里都清楚，美丰有了刘湘的支持，就拥有了充满希望的未来。

康心如自然也是这样看的。刘湘的配合，使美丰银行既有天时，又有地利。但不知道为什么，命运对于康心如永远不是一帆风顺的。无论他做什么，怎样做，总是不能称心如意，应心得手。在他奋斗的一生中，总是处处受阻，总有势利小人与他纠缠，致使康心如总是不能专心致力于美丰发展的事业中。这一次仍然如此，康心如又陷入了由新的重重矛盾组成的旋涡和厄运中。

新组阁的董事会及其新聘任的银行管理人员，必定会带来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这一点康心如原是有一定的估计与思想准备的。而他采取的对策与方针，则是大事不含糊，小事装糊涂，他的本意只是要美丰能按照他的规划而长足发展。在新的董事会中占有多数股份的汪云松、曾禹钦等都曾任过重庆商会会长，所以他们在美丰银行的董事会中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甚至能按他们自己的设想和意志摆布、左右美丰。汪云松、曾禹钦之辈过去一直认为，最能发财的捷径便是攀附在军阀及其军政府的身上，通过与权力的勾结，从中牟取暴利。而汪、曾他们自己就是沿着这样一条攀附权力的道路发展起来的。因此，自从汪云松、曾禹钦以董事的身分掌握了美丰银行后，便不遗余力、声嘶力竭地企图把美丰变成一个专门替军阀筹饷的工具，以便他们个人从中与军阀“共同渔利，打伙求财”。而这一点，恰恰是康心如所最最不能接受的，也与他对美丰发展的蓝图规划背道而驰。

面对这样的急于求财的董事，康心如真是苦恼而又无奈。显然，康心如同汪云松那种拥有实力的财阀们绝不是一类人。康心如在美国人撤离美丰之时，之所以四处奔走，艰辛搏斗，想尽一切办法把美丰从美国人手里买下来，就是希望把美丰银行办成真正拥有金融实力的、世界水平的大银行，而他苦心在美丰发展的也绝不单单是个人的势力，而是整个民族的金融事业。康心如的理想与目标都是坦荡的、光明的。他不止有着对于美丰银行未来的设计与塑造的苦苦追求。康心如的理想，决不是仅仅着眼于个人要赚的那些大钱小钱，更不能为了赚钱就不惜牺牲掉民族的利益，乃至个人的风度及人格。因此在这个最最关键的办行的方针上，康心如同江云松